刘老师上课从不点名，但《文艺理论》的到课率是所有课程中最高的，可见他是多么“可爱”，多么有魅力！刘老师的魅力不是来自他的和善他的儒雅，也不是他不经意间表露出的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而是源自他滔滔不绝的“题外话”：上他的课，我们会有大半时间沉浸在“忆苦思甜”的甜蜜中。年轻的时候，刘老师作为“高级知识青年”下过乡，他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月用锄头和镰刀伴着汗水埋葬在了一个偏远农村的生产队里，天天喝着红薯粥，从事着高负荷的体力活。
回忆那段艰苦的岁月，刘老师的表情居然是陶醉的。他将他在生产队度过的日夜像说书人手中的“话本”一样整理过，每堂课讲那么一段，如果变成文字，绝对是一本类似《青春之歌》的长篇小说，听得我们心向往之。每次上完他的课，回味饿急了的刘老师躲在田坎下捧着偷来的生萝卜狼吞虎咽的情节，我会对食堂大师傅“精心”烹制的猪潲般的饭菜胃口大开。
《文艺理论》课上到第二个月，“长篇小说”的情节也随之发展到了“爱情”部分：外表弱不惊风的刘老师当年血气方刚，单薄瘦小的身子里奔腾着炙热的血液，他狂热地爱上了生产队长的女儿——一个据他所说“浑身散发着泥土香味，思想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农村姑娘。生产队长横竖看不上刘老师，嫌弃他每次干农活都被满地的青壮年落在老屁股后面，于是百般阻挠。最后，“唯父命是从”的“白纸”姑娘强忍着伤心离开了我们的刘老师。
“我欲与卿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卿绝！“
当年刘老师为不识字的“白纸”姑娘改写的诗歌。从他改写汉乐府《上邪》的水准，我觉得他更适合教我们《中国古代文学》，至少比正在给我们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的“吴奶奶”要够格。
“吴奶奶”其实是一个四十出头的雄性胖老师，这个外号不知道是谁首创，个人认为非常贴切：这个老师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老得神经有些错乱的奶奶，絮絮叨叨，且全是胡话。
锦江说，二十世纪最难解的迷题，就是“吴奶奶是怎么混进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队伍的？”此人姓“吴”名“仁梓”，同学们不叫他“吴奶奶”的时候习惯在他的全名后加一个“弟”字称呼他，合为“误人子弟（吴仁梓弟）”。一本《中国古代文学》到了他手里，被讲解得乱七八糟不知所云，每堂课常识性错误层出不穷：同一篇骈文，今天是“先秦”人著，明天又是“五代”人作；同一个典故，今天发生在孔子身上，明天又嫁接给了屈原。除此之外，就是老念错字，《陌上桑》中有一句“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吴奶奶硬是对着全班近百只耳朵大声念作“行者现罗斧，下蛋寸此须。”大家面面相觑——“罗斧”是什么武器？“孙行者”不是用金箍棒的吗？后半句更是费解！
上过几堂课后，我本来就不怎么清晰的思维越搅越乱，学也不是，不学也不是。我觉得吴奶奶在每堂课伊始，都应该负责任地向全班同学郑重声明：“本堂课纯属放屁，如有正确，实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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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待爱情的态度也像宋词一样分作两派，我想我应该属于“婉约派”，而老狗是如假包换的“豪放派”，但老狗对我的说法提出异议：“虽然你面对感情问题唯唯诺诺，可看了你写的那么多情书，我觉得你应该自成一派，叫‘闷骚’派！”
一直以为外表活泼的张芬其实是爱情上的婉约派，不轻易把“爱”字说出口，可那晚过后，温婉含蓄的张芬仿佛变了一个人，每天都要给我打三次电话，早中晚各一次，比女人的生理周期还有规律，晚上的通话时间还格外漫长，不厌其烦地向我报告她的日常生活和所见所闻：早餐吃了几个包子啦，午餐哪道菜放咸了，谁谁谁脸也没洗就跑去上课了、、、、、、“我迟早被你调教成一个长舌妇、八婆！”我抽着烟，抗议道，“能不能换换口味？”
电话那头张芬银铃般的笑声传来：“行，你想听什么？”
“说说你小时候吧，小时候，你是不是也像现在这么不可爱？”我笑问。
“哈，你真要听？”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张芬开始娓娓道来，从她“祥云罩顶满室生香”地呱呱坠地开始讲起，直讲到她到今天出落得“如出水芙蓉般年轻貌美，水灵灵！”趁势给我敲一记警钟：“有这么好的姑娘委身于你，煤球，你要珍惜，不能再对别的人有非分之想！”
“呵呵，每次都是‘水灵灵’，你就没别的形容词了吗？”
“当然有！”张芬换了暧昧的语气，“不过，这要留给你去寻思了，呵呵！”
学校领导对于在网上散播“反动”消息者的处罚迟迟不下发，这让各位“愤青”更为紧张，感觉这是大战前的凝默，一旦爆发，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傻强如履薄冰，惴惴不安，却拉不下面子，在我们面前装作挺有种的样子，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网却上得少了，躺在床上不经意地长吁短叹。
“###！”老狗冲傻强骂道，转头向我递了个眼色，打开门走了出去。
到了走廊尽头，老狗掏出烟：“煤球，咱想想办法帮帮傻强，出了这事儿，加上他平时总不上课，学校难免借题发挥。”
“怎么帮？”我接过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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