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狗眼眶渐渐湿润，他笑了笑掩饰着，“这几年，我总是在关键时刻，将事情弄得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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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火车站入口，傻强打来电话，说他跟加爵第二正赶过来，老狗说不用，赶不及了。
收好电话，老狗说：“煤球，我总觉得加爵第二跟李真的事儿不稳妥，你看着点。”
我说好，拖着箱子跟他走进候车室。
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大叔在抽烟，老狗便掏出烟，分给我一颗。刚抽完，就有一戴着红袖章的大妈走过来，右手扫把左手簸，盯着地上俩烟头皱眉头：“没看到墙上贴着什么字吗？”
我俩抬头看了看，对面墙上写着“请不要乱扔果皮纸屑”。
“我们扔的是烟头，不是果皮纸屑！”老狗眨巴着眼装无知，“再说，我们也没乱扔，你看看，两个烟头排放得很有规律，是吧？”
大妈冷笑一声：“我说的是那边墙！”
我俩转头看了看，背后墙上写着“严禁在公共场所抽烟，违者罚款”。
老狗挠了挠头：“罚多少？”
“五十！”
“这么多？能不能少点？”
大妈将袖章转了转，将“清洁卫士”四个大字朝向我们这边：“谁跟你讨价还价！”
“呵呵，行！”老狗乖乖地掏出钱，递给大妈。大妈抄过钱气冲冲地转身就走，似乎余怒未消，走到门口，才低头看了看攥在手里的钱，咧嘴微笑。
“操！你不认罚，她能拿你怎样？”我感觉特奇怪，“铃一响，你就冲出那扇门离开长沙了！”
“哎！”老狗抓着钱包晃了晃，“这大妈多像咱们老师呀！以后想念学校了，我就找一公共场所抽烟去！”
我完全理解老狗这种变态的心理：戴近视眼镜太久的人，即使眼睛治好了，要在鼻梁上架副平面眼镜才能适应；当孙子太久，突然让他当爷，他会特怀念做孙子的日子。
铃声响起，老狗站起身排队。我站在队伍旁边，跟着他往站口走。
老狗接过我手中的包，剪票进站，隔着铁栅栏，朝我摆手，被汹涌往里冲的人群挤退了几步，他呆了呆，突然大声喊道：“煤球！、、、听为师一句话、、、领了毕业证，把芬芬找回来，好好待她！”
我扶着栅栏，盯着他，猛点头。
第二天，班长一早过来叫门，递给我们四套学士服，让我们赶紧洗嗽好去图书馆门前集合，照毕业合影。
学校的学士服很像剧团的戏服，谁登场谁穿。我穿上这套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学有所成”的黑衣裳，感觉自己就像演戏，特做作。摄影师架好相机，对着造型僵硬的我们喊：“一、二、三、笑！”我们就很不自然地皮笑肉不笑起来。摄影师很不满意，于是跟我们阐述了一下“笑”的真谛，说像我们这样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应该是笑得很阳光很舒心的，应该能从我们的笑容里看到信心和希望，不要那么痛苦，不要傻笑，也不要淫笑，我们应该将自己最美丽的一面，镌刻在这次相片上，为青春留影：“好了，现在我叫一二三，你们就一起说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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