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点头：“这是心里话，谁不想家啊。但是，首先要明白，是谁迫使你们离开了家？是许克祥，是土豪劣绅。要真正回家乡，就必须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你们现在还要克服思乡念头，扩大军事武装，老家是一定要打回去的。”
毛泽东把坐在身边的一位战士的步枪拿过来看了看，问，“你叫什么名字？”
“赵自生。”
“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
“小小的班长。”
毛泽东笑着说：“别看班长小，还不容易当呢。你们班有生疟疾的吗？”
赵自生回答说：“有，但他们都很坚强。”
毛泽东说：“你当班长的，要关心战士，有人生病就要请医生治。现在条件很差，你们自己也可以想些办法。大家住在一起，疟疾最容易流行，可以搞一点带毒性的草薰一薰，要控制疟疾的继续蔓延。”
毛泽东接着又看了招兵的情况。当时第三团在铜鼓驻地的团部门口设立了“新兵招募处”，还是按照北伐时的习惯，“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是靠花钱雇人当兵。不过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愿意报名当兵吃粮的人不太多，倒是有一些过去的农###动积极分子投军。另外，此地刚恢复起来的农民协会，正拾起铁趸，拉起风箱，自造鸟枪、土炮、梭镖、大刀等武器。
从整个三团的情况看，毕竟还是刚刚编组成军队，仍保留着农民队伍的习气和风貌。全团官兵只有极少数人有军装，绝大多数人还是穿着家里带出来的便衣，颜色杂七杂八，看上去很不整齐。从武器装备看，团里只有少数人有破旧的步枪，子弹没有多少，更缺少机枪一类的自动武器，多数人手里拿的还是梭镖，严格讲来还是一支“揭竿而起”的队伍。
15年前毛泽东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兵，搞过单兵训练和班教练、连教练，懂得正规部队的带兵方法。此时看一下这支农军的情况，的确是令人感叹的。
虽然队伍组建也有几个月了，可是一直缺少懂军事的骨干。前一段临时调来苏先俊、伍中豪等几个黄埔生来当领导，却没有什么打过仗、带过兵的班、排长。如果有一批有战斗经验并会带兵的基层干部和班长补充，多少农民战士都可以很快把他们带出来，可惜的是这支队伍没有几个这样的骨干。虽然编了班、排、连这种组织，可是还是由过去乡里的农会干部靠老关系带着，甚至连队列都站不好，领头的不少人连口令也不会喊。这样的队伍如果马上拉出去打硬仗，真是够令人担忧的。
回想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派了许多人去黄埔军校学军事，可是毕业后把他们差不多都分配到正规部队，没有注意让这些人来训练工农武装。此刻虽然后悔，却实在是有些晚了！
毛泽东又想，但这毕竟是一支手执武器的队伍，步枪和机枪，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夺过来。
尽管如此，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干下去！
毛泽东到达铜鼓的这天正是中秋佳节，驻地非常热闹。赶上过节加上要暴动这两件大事凑到一起，团里特地向当地老表买来两头食用牛，杀掉加餐。铜鼓县周围的纸业工会、农民协会也派出代表，送来月饼、猪肉、柚子、甘蔗和南瓜子，还有粽，明查暗访，发现有可疑人就去团防局报信，要是谁议论农会呀、减租减息呀什么的被他听到了，就会被抓去关起来，严刑拷打不算么子，说不定脑袋就搬了家。两位客官，我看你们不像坏人。你们不管生意做不做得成，还是早些打转吧，一到天黑时，街上随时都有危险发生，到处是团防局挨户团的眼睛。说话都得小心啊！”
汤采之、陈沾奇告别老人，挑着一担空箩筐，走出白沙镇。沿着山路往驻地赶路。
他们走了大概有七八里地，汤采之不经意地往后一回头，发现远远地跟着一个黑影。待他过细一看，那黑影便不见了踪影。汤采之轻声地对陈沾奇说：“小陈，得当心了，后面跟了尾巴。”
陈沾奇心里“嗵”地一跳，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部的手枪。
汤采之说：“我们假装没有发现，还是照直往前走，我俩拉开一点距离，看看这尾巴能跟我们多远吧……”
汤采之他们放快脚步，后面那个人也加快脚步；汤采之他们走得慢，那家伙也磨磨蹭蹭。这样一来，无疑就暴露了他的暗探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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