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庞文英捋须傲笑的神情，恢复了二十二年前初登祭酒之位时那样的气概、战意和精力。唤醒他这一切的是比他年轻三十四年的于润生。
这一年于润生二十八岁。他的人生起步得很晚，但一开始了便没有人能够阻挡。
初稿于九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修订于九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再修于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最后修订于九六年十二月五日
后记
《杀禅》我至今写了七年。
在大专时代立志成为小说家后，我第一本构思、动笔的小说就是《杀禅》。那两年间在城市理工的学生餐厅和图书馆咖啡室里，时常傻兮兮地凝视虚空思索，然后在沾了廉价咖啡的原稿纸上疾书，写了一页又一页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发表的文字。结果到了毕业总共累积了十五、六万字（期间最少两次从头到尾的修订没有计算在内）和一个还没有说完三分之一的故事。假如这些东西能够换算学分便太好了。回想起来那是我最能够享受写作的纯粹乐趣的时期。
最初创作《杀禅》的概念十分简单：把我所理解的、听闻的、读到的甚至看见的（大多在电视上）所有世上最黑暗、邪恶的事情投进故事里，让一个从没有接触过世俗的主人公去经历这一切。当时怀抱着文学野心的我深信：没有进过红尘的人无法看破红尘；没有看清世界丑陋面貌的人也无法改善这个世界。《杀禅》要像西藏密教一些凶恶的神像般令人恐惧，从而让修行者接受恐惧，克服恐惧而获得参悟。
到了今天我的世界观改变了。我发现所谓正义与邪恶、丑陋与美善往往不容易区别；我发现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叫灰的颜色；我发现怀着改造世界的伟大理想的人，对世界的戕害反而往往最深刻巨大；我发现许多从前坚信存在的绝对价值其实只是相对价值……
于是，《杀禅》也改变了。
事实上这种转变在我写《恶魔斩杀阵》时已开始出现。最主要是我尽力避免在小说里直接表达道德、价值上的判断。当然作者和作品必定存在本身的价值观，但我只想透过故事和人物的命运来表现某些观念，让读者拥有自行思考、判断的空间，而不要以一个全知、超然的观点在小说里说教。我确信真理并不能靠学习、记忆而获得，而必须自己真心地领悟。这一点大概是我的思想与“禅”最相近之处。
我并非佛教徒。《杀禅》的“禅”也没有宗教上的意义。那只是一个象征。在我所理解，“禅”就是一个“看破”的过程。同样我希望《杀禅》能让人看见世界的真实面貌。世上既有所谓的“欢喜禅”，也应该有杀戮之禅吧？性与暴力从来都是人类的两大课题。
在这本书的宣传稿上有这一句：“真正的权力是看得见的：暴力”。坚信人性美善的人看了也许不同意吧？但是拨开空泛的教条仔细想想，世界上、历史上所有的部落和国家，最基本的组成目的只有一个：战争——不论是自卫还是侵略。政府和法律最根本处也是依靠武力来支撑。一个人只要拥有比国家军队、警察更强大的私人武力，不管他干犯了什么罪行，即使是那个国家最神圣、公正的法律也永远无法制裁他。也许你要质疑世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是你太天真。
看过《杀禅》的读者或许会以为我是个灰暗、悲观的人。专实上我只是个典型的水瓶座，太热衷于追求世界的真相罢了（可是很矛盾地，个人生活却往往堕入了幻想的陷阱里）。而且人长大了，知道的事情比从前多了，发觉这个世界上实在有太多毫无理由地乐观的人。
《杀禅》第一卷出版时正好是我的生日。一九九七年，我二十八岁，与于润生同年。
乔靖夫
一九九七年一月七日
卷二恐怖乐园
前情提要
史上最惨烈的战役——关中大会战。年轻的鲜血与枯骨，堆叠成权力与威望的台阶，也同时孕育出一个最强的暴力集团：于润生、狄斌、龙拜、葛元升、齐楚，还有野性之男镰首。
流落在繁华的大都市漂城，他们不被当作人，只是被社会遗弃的腥冷儿。为了认识漂城，他们干着卑微的粗活，配药、黑市拳手、小贩……在市井认清了支配漂城的两大势力：“屠房”与“丰义隆”。
要夺得天下，首先要夺下漂城；要夺得漂城，首先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两年后，他们等待的契机终于出现。
为了走进权力，于润生策划一个完美的杀局，把贪污役头“吃骨头”古士俊诛杀，以其首级送给“丰义隆”权倾一方的二祭酒庞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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