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指《神秘》。”莫娜说。
“对，就是《神秘》。”内厄姆·尤德喊道。
“他刚才一直在跟我谈这个，”莫娜说，“听起来很不错。”
“比《一个在无声的琴弦上演奏的流浪汉》还棒吗？”
内厄姆·尤德突然插进来：“那不值一提。《大地的成长》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神秘》却无人知晓。让我来做解释吧……”他停了一下，转身吐了口痰。
“不，最好不解释。到你的卡内基图书馆去找一本。你们用英语怎么说来着？《神秘》？差不多一样的——不过‘神秘’更好一点儿。更神秘点儿，不是吗？”他咧嘴笑了笑，帽沿又遮住了他的眼睛。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招来了许多听众。“回家去！”他喊道，挥动双臂驱赶人群。
“我们是鞋上的花边吗？你们怎么了？我难道要租一个大厅才能同一位朋友私下说话吗？这儿不是苏联。回家去……走！”他又挥起手臂。
没人动，他们只是放纵地笑着。显然，他们跟他很熟，这个向厄姆·尤德。他们中的一个人用依地语说了几句话，内厄姆·尤德不高兴却又有些洋洋自得地笑了笑，无助地看着我们。
“他们想让我用依地语给他们背诵一段。”
“好啊，”我说，“为什么不呢？”
他又笑了，这次有些羞怯。“他们像孩子，”他说，“等等我，我给他们讲一个寓言。你们知道寓言吧？这是关于一匹绝色的长着三条腿的马的故事，我只能用依地语讲……请你们原谅。”
开始讲依地语的一瞬间，他的表情完全变了。看上去那么严肃、悲伤，我觉得他随时随地都会哭出来。可当我转脸瞧他的观众时，却见他们在轻声暗笑。他的表情越严肃越悲痛，听众就越开心，最后他们终于放声大笑。内厄姆·尤德却始终忍住不笑，他向狂笑的听众严厉地望了一眼结束了他的故事。
“现在，”他说，转身抓住我们俩的胳膊，“现在我们要去个地方听听音乐。
我知道霍斯特大街有个小地方，在一个地下室。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开的，我们喝点葡萄酒再聊聊《神秘》好吗？你们有钱吗？我这儿只剩下两毛二分钱了。“他又笑了，这次却像个大酸果馅饼。一路上他不停地用他的帽子指这指那，有时他还停下来同一个朋友真诚地聊几分钟。”对不起，“他会说，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不过我以为我可能会借到一点儿钱，那是一家依地语报纸的编辑——不过他比我还穷。你们还有点儿钱，是吧？下次我请。“
在那个罗马尼亚人的地方我遇见了一个我原先的送信人，戴夫·奥林斯基。他曾经是格兰特大街办公室的夜班送信员，我对他印象很深，因为办公室被抢的那天晚上，保险柜被翻了个底朝天，奥林斯基也被打得死去活来（实际上，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已经死了）。当时是应他本人的要求我才把他安排在那儿，因为那是个对外机构，而他又能讲差不多八种语言。奥林斯基以为他能挣到很多小费，每个人都不喜欢他，包括他的那些同事。每次我碰见他时，他总是在跟人聊特拉维夫聊个没完。总是特拉维夫和布洛涅一萨尔一莫尔（他要把信件送到所有的停泊船只的港口，不过大多数信件都是特拉维夫的）。不管怎么说，在那个“事故”发生之前，我曾派他去过一次坎那尔塞，那儿有一个“海滨”。我用“海滨”这个词是因为每次奥林斯基说到布洛涅一萨尔一莫尔，他总要提起他去洗过澡的＊海滨“。
他告诉我，离开我们公司以后他就当了一名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实际上，我们还没聊几句他就开始向我兜售一份保险单。我虽然很讨厌这家伙，却没有打住他的话头。我想让他在我身上实践一下也许对他有好处。内厄姆·尤德也很烦他，可我还是让他唠叨下去，装作我也许会需要一份意外事故、健康或是火灾保险。奥林斯基为我们要了饮料和点心，莫娜离开桌会邀请这里的女主人参加谈话。这中间一个名叫曼尼·海斯的律师走了进来——他也是阿瑟·雷蒙德的朋友，他非常迷恋音乐，尤其崇拜斯克里亚宾。奥林斯基不情愿地被拉进这场对话，他费了好半天才明白我们聊的是谁。当他终于知道那只是个作曲家时显得很不耐烦。我们难道不能去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吗？他提议。我对他解释说那是不可能的，他应该在我们离开之前赶快把事情跟我讲清楚。曼尼·海斯从他一坐下就没闭上嘴，现在奥林斯基又回到了他的话题上，介绍各种保险；他不得不扯开嗓门压倒曼尼的声音。我同时在听着两个人的声音，内厄姆·尤德试图捂住他的另一只耳朵。终于他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大笑，接着就开始背诵他的寓言——用依地语。奥林斯基还在接着说，这时声音很低，不过比先前更快了，因为每一分钟都非常珍贵。最后当这里所有的人都开始哄笑时，奥林斯基还在一个接一个地向我推销他的保险。
最后我告诉他我必须仔细考虑一下，他的样子好像受到了愚弄。“可我已经把每件事都解释清楚了，米勒先生。”他抱怨说。
“可我已经有了两种保险。”我骗他说。
“这没关系，”他反驳说，“我们可以把它退了买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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