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他在布鲁克林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就在我住的这个区。不，一切都完了，是到把这事和盘托出的时候了。
第四天我起得很早，就像准备去上班。我一直等到差不多准备离家时我才向莫娜说出了我的想法。她听了这个想法高兴极了，让我尽快办好辞职手续回来吃午饭。
我也同样希望这件事办得越快越好。斯皮瓦克毫无疑问会及时找到另一个人事经理。
我到办公室时那里有一大群求职者在等着我。海迈正在工作，耳朵贴着电话听筒，像往常一样忙乱地操纵着电话交换机。这么多新的空缺即使有一大群帮手帮他处理，他也没什么指望。我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把自己的东西腾干净，把它们集中放在公文包里，然后示意他过来。
（bp;“海迈，我辞职了。”我说，“麻烦你通知克兰西或者斯皮瓦克一声。”
海迈看着我，好像我失去了理智一样。一阵尴尬之后他用一种很实际的语气问我工资该如何处理。“让他们留着吧。”我说。
“什么？”他叫了一声。这次，我看得出，他肯定我是疯了。
“我这样不辞而别哪还有心思去问工资的事儿，你难道不明白？我很抱歉在这种时候离开你，海迈。不过你也不会在这里再干多久了。我相信。”又说了几句话我就离开了。我在大橱窗外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乱作一团的求职者焦急地等待着。
一切都结束了。我像做了一次外科手术。对我来说在家冷酷的公司里居然干了五年之久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此刻真正理解一名士兵复员后的感觉。
自由！自由！自由！
我没有马上钻进地铁，而是在百老汇大街漫步，感觉一下在上午逍遥自在地漫步的滋味。我可怜的同事们，他们在那里忙碌地工作着，一个个面色阴沉，饱受煎熬，这种表情我太熟悉了。有些人已经在马路上徘徊，希望得到一份委托书，卖出一份保险或者揽到一项广告生意。现在想起来，这么激烈的竟争是多么无聊而又愚蠢。我一向以为很刺激的竞争此刻又显得那么残酷。
要是能遇到斯皮瓦克该多好啊！要是他问我怎么这么悠闲地漫步该多好啊！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体味着新获得的自由的激动，喜滋滋地瞧着那些为没完没了的工作所奴役的人们。今后一生的时间在等我支配。再过几个月我就三十三岁了——而且是“我自己的主人了”。那时我就发誓不再为任何人工作了。我不再听命于人，这世上的工作是为其他人准备的——我将不再属于他们了。我有才能而且会磨练这种才能。我将成为一名作家，不然的话就只有饿死。
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音像商店里停了一下，买了一套唱片，一套贝多芬的四重奏，如果我记得不错。在布鲁克林那边我买了一束花，又从一位意大利朋友的酒柜里骗来一瓶奇安蒂酒。新的生活要从一顿丰盛的午餐、一曲美妙的音乐开始。要过相当长的一段正常日子才能忘掉那种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虚度的日日月月。过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让时光飞逝，那将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呀！
这段天堂般幸福的日子只持续了几个月。很快，麻烦、贫困、沮丧就接踵而至。
等我去巴黎的时候，只有三篇较短的手稿能够出版——一篇发表在关于有色人种社会进步的杂志上，一篇登在一个朋友主办的只发行一期的杂志上，另一篇则登在好心的弗兰克·哈里斯重办起来的杂志上。
从那以后，我投出的所有稿件都带上了我妻子的签名（只有一次例外，不过是以后的事了）。在我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因此我需要做的全部就是写作，其余的则交给莫娜处理。她在剧院里已经无事可做了，房租又欠了两个月未付，我去看莫德的次数越来越少，只能偶尔赶上我们富裕时付付赡养费。
很快莫娜的衣物就当完了，我只好像个傻瓜一样徒劳地向我旧时的相好乞求施舍。
严冬到时，她只好穿上我的外衣。
莫娜打算到酒吧去找事做，我则坚决反对。每次邮差送信时，我都期盼着能收到一封接受稿件的回信和一张支票。我寄出了大约二三十部手稿，它们就像训练有素的信鸽一样飞去飞来。现在邮费也成了问题，一切的一切都成了难题。
我们的第一次窘境因老朋友奥玛拉的到来而稍有改观。他辞去了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工作后，和几个渔夫在加勒比海做了一次长长的航行，这趟探险给他带来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
我们还没来得及互相拥抱以示问候，奥玛拉就以他特有的方式掏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堆在桌子上。“我们的公共财产。”他这么说。这是供我们日常花销的，一共几百美元，不论还债还是继续支持一两个月，都足够了。
“这儿有什么喝的吗？没有？我出去看看买点儿什么。”
不一会儿，他拎了几瓶酒和满满一袋食物回来。“厨房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
“这里没有厨房，我们是不许做饭的。”
“什么？”他叫了起来。“没有厨房？你们花多少钱租这房子？”
我们告诉他之后，他说我们疯了，彻底疯了。莫娜显然并不欣赏这一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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