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他喊道：“莫娜！莫娜！那个狗崽子在哪儿？我要操她！”
我冲到他的桌前，挥拳就打，下手毫不留情。同时迅速地扫视他的朋友，以防他们群起反攻，可他们似乎显得惊慌失措，十分窘迫。
“我们得把他赶出去。”我说。
“当然，”其中一个人附和着，“你们干吗不叫辆车把他送回家？他真让人丢脸。”
内德、奥玛拉和我给他披上外套，把他推到街上。刚下过一阵雨夹雪，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没人搀扶罗斯梅尔他根本站不住。内德去找车。我和奥玛拉推推搡搡把他拽到街角。他骂骂咧咧，自然对我格外没好气。这么一来把他的帽子弄丢了。“你根本不需要帽子。”奥玛拉说，“留给我们当夜壶算了。”罗斯梅尔勃然大怒。他极力要挣脱出来，但我们把他抓得很紧，然后突然同时撒手。罗斯梅尔左摇右晃，一步也不敢迈，唯恐摔倒。我们后退几步，开始围着他轻快地跳起舞来，还冲他挤眉弄眼、揶揄笑骂。一会儿把拇指放在鼻子上对他猛扇，一会儿又像猴子一样冲他抓耳挠腮；像小丑一样乱蹦乱跳。这个可怜的家伙气得发狂，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幸亏这条街很偏僻。后来他再也忍不住了，向我们猛冲过来。结果一失足跌进了阴沟。我们把他拉到人行道上，然后又故伎重演，还用他的名字编了一个小曲儿，把他大大地损了一通。
出租车来了，我们把他塞了进去。告诉司机他喝多了，给了一个在哈伯肯的假地址然后就挥手再见。我们回到酒店里以后，他的朋友们又是陪礼又是道歉。其中一个人说：“他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然后坚持给每个人叫了一杯酒和一些三明治。
“如果那个平足的家伙再来捣乱，就尽管来找我们。”秃头的政治家说。他递了一张名片给我，还提到一个贩卖私酒的人，并答应我们尽可以在他那里赊帐。后来又喝了两杯，都是上等的“苏格兰”酒，可对我来说和马尿差不多。
他们刚离开不久，阿瑟·雷蒙德和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子大吵起来。他非说那个小伙子对莫娜非礼。这个小伙子叫达菲。他虽然略有醉意，但似乎不失为一个正派人。“他必须当众道歉。”阿瑟·雷蒙德一再坚持。达菲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过份了。阿瑟再也忍不住了，他起身扭住他的胳膊把他摔倒在地，骑上去把他的脑袋往地上撞。“道不道歉？”他一再逼问，恶狠狠地把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的头撞得“嘭嘭”响。最后达菲含含糊糊地道了歉，阿瑟才罢手。店堂里出奇地沉寂，这令阿瑟很不安。达菲抓起外套和帽子付了帐，一言不发地走出门去。阿瑟独自坐在桌边垂头丧气，面有愧色。一会儿他也站起来大步走了出去。
几天后，他再次出现在店里时竟变成了乌鸡眼，我们得知那天达菲在外面等着，把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奇怪的是，对自己挨的痛打阿瑟似乎很高兴。不打不相识，达菲和他竟成了好朋友。带着惯有的矫揉造作，他补充说每次一打架他都处于劣势，因为他不能伤了自己的手。不过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挨打给他的震动非同小可。他略带一丝怨气说：“好像每个人都对此拍手叫好，也许我是罪有应得。”
“也许这件事给你的教训是少管闲事。”莫娜说。
阿瑟没说活。
“还有，你准备什么时候付帐？”她追问。
令人惊讶的是，阿瑟·雷蒙德回答说：“多少钱？”他边说边从兜里摸出一卷钞票，付清了欠款。
“没想到是吗？”他得意洋洋地环视四周，然后站起身钻进厨房，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抹掉。
“另外，还有一件让你们惊讶的事。”他为每个人要了一杯酒。“一个月之后，我将举行一个演奏会，曲目包括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拉威尔、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请你们都去——我请客。可以说，这是我的告别演出，然后我就去为共产党工作，再也不必为我的手提心吊胆了。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我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是的！”他把拳头捶在桌子上，“我和你们没有瓜葛了。”
他缓步走出去时转身说：“别忘了去听音乐会！我会给你们送来楼上前排的票。”
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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