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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幸的是第二天内德遇到一个名叫福莱彻的古怪老头儿，还是他在纽约的广告生意中认识的。是搞广告、橱窗设计的，拥有一个他所谓的“工作室”，尽管已破旧不堪。他答应为我们提供晚餐，好像是要庆祝其银婚纪念，为此，还特意把妻子从精神病院接了出来。
“可能不会尽如人意。”他告诉内德，“但我们尽力而为。她温柔可爱，一点儿不会伤人，她这样已经有十五年了。”
那一天真难熬，我一直懒洋洋地呆在青年会，养精蓄锐，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消磨时光——但禁止赌博。我阅读报纸、基督教箴言杂志和所有无聊的文章。即使此刻纽约发生暴乱，我也毫无兴趣，我只有一个念头——食物。
第一眼见到福莱彻，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年近七十。淡蓝色的眼睛，大胡子像布法罗比尔一样。
墙上是他的作品——都是旧作。那时，他为杂志封面画小马驹和牛仔，报酬丰厚，而如今，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他仍希望有一天能被委以重任，他时常为一些商人画小商标换几个钱。能在南方安家他很满意，至少气候宜人。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竟拿出两个酒瓶；半瓶杜松子酒和一点儿裸麦酒，我们用一个柠檬、一些桔子皮和大量的水把他的存货扩充了好几倍，他的妻子在里间休息，福莱彻说。“等吃饭时再叫她。”“这对她无关紧要，”他说：“她有自己的天地，已经根本不记得我了，所以不必为她的言语感到惊讶，她平时很安静——而且你们会见到，她非常可爱。”
他开始布置餐桌，盘子已经残缺不全，餐具是锡铁的，没有桌布，在桌子的中央他摆了一盘花，“只有冷盘，”他略带歉意，“不过可以填饱肚子。”他端出一盆土豆色拉、一些硬奶酪、波隆那腊肠和肝肠、一条白面包和人造黄油，还有几个苹果和花生做点心，但不见一个桔子，最后他给每人摆了一杯水，再煮上一壶咖啡。
“一切准备就绪。”他望了望里屋，“稍等片刻，我去叫劳拉。”
我们仨默默地站着，能听到他轻声细语地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并扶她起身。
“好了，”他说，强忍泪水，拼命挤出一丝笑意。“这是我的朋友们——也是你的朋友，我们共进晚餐，这多好啊。”
我们依次与其握手。含着眼泪，举起水杯，向他们的银婚表示祝贺。
“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福莱彻说。看看他那可怜的神经错乱的妻子，又看我们。“你还记得吗，劳拉？好多年以前，我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工作室呢。那时候我们也并不富裕，是吗？”他转向我们，“我不会冠冕堂皇，尽管今晚我很想这样，我的习惯都丢了，但我想说，能和你们共享这次庆祝，我感激不尽，如果只有我们俩，就太凄惨了。”他又转向的妻子。
“劳拉，你知道吗？你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劳拉幽幽抬起头，微微一笑。
“你们不知道吧，劳拉曾是纽约有名的美人，是吧？”
我们风卷残云，顷刻就把所有的食物消灭得一干二净，包括苹果、花生和一些变质的饼干，这是福莱彻在找罐装牛奶时无意中翻出来的。喝完第二杯咖啡，内德取出四弦琴，劳拉也跟着我们放声歌唱，都是些家乡小调，如“噢，苏珊娜”、“牛蛙端坐铁轨上”、“安妮·劳瑞”、“老黑乔”……突然福莱彻站起来，唱了一首“迪克西”（南部同盟军的军歌）。他慷慨激昂，最后还喊出了叛军的口号、劳拉很欣赏，要他再唱，于是，他又唱了一首“阿肯色的流浪者”。一曲终了还跳了一段基格舞，上帝啊！不过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是真情流露。
一会儿工夫，饥饿又向我袭来，“是否还有一些剩面包？我们可以做法式薄饼。”
我们仔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翻出一些发了霉的面包干，把其浸泡在咖啡里，使我们又有了精神。
如果不是目光呆滞，根本看不出劳拉神经异常。她吃得津津有味，还兴高采烈地唱歌，并对我们的幽默和俏皮话报以会心的微笑。过了一会儿她像孩子一样沉沉入睡。我们把她抬进卧室，放在床上，福莱彻就伙身亲吻她的额头。
“稍等片刻。”他说：“我去邻居家看看，说不定还能再要点儿杜松子酒。”
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半瓶波旁威士忌和一小袋蛋糕。我们又煮了一壶咖啡，斟了酒，开始聊天，不时地往大火炉里添一块木头，这是我们在杰克逊威尔度过的第一个舒心愉快的夜晚。
“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窘迫，”福莱彻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内德，你干吗不去报社？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做编辑，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差事。”
“可我不会写文章。”内德说。
“嗨，亨利可以替你写呀！”奥玛拉说。
“你们俩都去吧。”福莱彻说。
一想到能找到工作，我们都兴奋地在屋子中央乱蹦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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