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父亲更常把我抱上脚踏车前面架着的小藤椅，载我穿过昏黄的暮色和竹林，到萤桥附近的河边钓鱼，我们把电石句挂在开满姜花的水滨，隔些时在附近用网子一捞，就能捕得不少小暇，再用这些小暇当饵。
我最爱看那月光下，鱼儿挣扎出水的画面，闪闪如同白银打成的鱼儿，扭转着、拍打着，激起一片水花，仿佛银粟般飞射。
我也爱夜晚的鱼铃。在淡淡姜花的香气中，随着沁凉的晚风，轻轻叩响。那是风吹过长长的钓丝。加上粼粼水波震动，所发出的吟唱；似乎很近，又像是从遥远的水面传来。尤其当我躲在父亲怀里将睡未睡之际，那幽幽的鱼铃，是催眠的歌……
当然父亲也是我枕边故事的述说者，只是我从来不曾听过完整的故事。一方面因为我总是很快地人梦，一方面由于他的故事都是从随手看过的武侠小说里摘出的片段。也正因此，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踏雪无痕”和“浪里白条”，比白雪公主的印象更深刻。
真正的白雪公主，是从父亲买的“儿童乐园”里读到的，那时候还不易买这种香港出版的图画书，但父亲总会千方百计地弄到。尤其是当我获得小学一年级演讲比赛冠军时，他高兴地从国外买回一大箱立体书，每页翻开都有许多小人和小动物站起来。虽然这些书随着我十三岁的一场火灾烧了，我却始终记得其中的画面。甚至那涂色的方法，也影响了我学生时期的绘画作品。
父亲不擅画，便是很会写字，他常说些“指实掌虚”、“眼观鼻，鼻观心”这类的话，还买了成叠的描红簿子，把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笔地描。直到他逝世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练毛笔字，都觉得有个父亲的人影，站在我的身后……。
父亲爱票戏，常拿着胡琴，坐在廊下自拉自唱，他最先教我一段苏三起解，后来被母亲说“什么男不男、女不女的，怎么教孩子尖声尖气学苏三？”于是改教了大花脸，那词我还记得清楚：“老虽老，我的须发老，上阵全凭马和刀……。”
父亲有我已经是四十多岁，但是一直到他五十一岁过世，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母亲的床头。八十二岁的老母，常仰着脸，盯着他的照片说：“怎么愈看愈不对劲儿！那么年轻，不像丈夫，倒像儿子了！”然后她便总是转过身来对我说：“要不是你爸爸早死，只怕你也成不了气候，不知被宠成了什么样子！”
是的，在我记忆中，不曾听过父亲的半句叱责，也从未见过他不悦的表情。尤其记得有一次蚊子叮他，父亲明明发现了，却一直等到蚊于吸足了血，才打。
母亲说：“看到了还不打？哪儿有这样的人？”
“等它吸饱了，飞不动了，才打得到。”父亲笑着说：“要倒了，它才不会再去叮我儿子！”
三十二年了，直到今天，每当我被蚊子叮到，总会想到我那慈祥的父亲，听到啪地一声，也清清晰晰地看见他手臂有被打死的蚊子，和殷红的血迹……。
我回家用肥皂不断地洗身体，甚至用刷子刷，希望把自己洗白些，但洗下来的不是黑色，是红色，是血！
别让自己更孤独
傍晚，我站在台北办公大楼的门前，看见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有个黑人从后排的车窗向外张望，我突然兴起一种感伤，想起多年前在纽约公车上见到的一幕：一个黑人妈妈带着不过四、五岁的小女儿上车；不用票的孩子自己跑到前排坐下，黑人妈妈叮铃当嘟地丢下硬币。但是，才往车里走，就被司机喊住：“喂！不要走，你少给了一毛钱！”
黑人妈妈走回收费机，低头数了半天，喃喃地说：“没有错啊！”
“是吗？”司机重新瞄了一眼，挥挥手：“喔，没有少，你可以走了！”
令人惊心的事出现了，当黑人妈妈涨红着脸，走向自己的小女儿时，突然狠狠出手，抽了小女孩一记耳光。
小女孩怔住了，捂住火辣辣的脸颊望着母亲，露出惶恐无知的眼神，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滚！滚到最后一排，忘了你是黑人吗？”妈妈厉声地喊：“黑人只配坐后面！”
全车都安静了，每个人，尤其是白人，都觉得那一记耳光，是火辣辣地打在自己的脸上。
当天晚上，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妻听，她却告诉我另一段感人的事：一个黑人学生在入学申请书的自传上写着：“童年记忆中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去找白人孩子玩耍；我站在他们中间，对着他们笑，他们却好象没看见似的，从我身边跑开。我受委屈地哭了，别的黑小孩，非但不安慰，反而过来嘲笑我：”不看看自己是什么颜色。“我回家用肥皂不断地洗身体，甚至用刷子刷，希望把自己洗白些，但洗下来的不是黑色，是红色，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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