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记得，这才几年工夫，怎么就记不得了呢？唉，那时真开心呀。一身轻轻松松，可现在呢？”贺子珍感叹起来。
陈正人淡然插话了一句：
“贺子珍同志——”欲言又止。
贺子珍看了一眼陈正人：
“正人同志，怎么？你说下去呀。”
陈正人说：
“毛泽东同志知道你要来，要我和彭儒劝你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你已经走了好几个月，大老远来，真不好劝你，但毛泽东的话，我一定要带到，希望你慎重考虑。”
“哎！——”贺子珍长长叹了口气，双眉紧蹙，心想，这是离国之前，毛泽东托人最后一次的挽留了，一旦乘上飞机，再没有相劝了。难道数月的奔波、劳累，就这样算啦？何苦呢，她想像的新生活，始终在召唤着她，玫瑰色的曙光，始终在向她招手。自己还不到三十岁呀，用古人的话来说，才进“而立”之年，难道就这样带着弹伤当一个家庭妇女度过一生？非己所愿，非情所愿。她心情沉重地对陈正人与彭儒说：
“谢谢你们的关心，老毛的话，我不是不听，但我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老毛不能替我解决，我只好自己救自己。”
“说得那么严重？”陈正人说。
“一言难尽呀。正人同志。”贺子珍有些忧伤地说。
贺子珍的一席话，陈正人听来也感到不无道理，特别是彭儒，还深表同情，于是便不好再劝下去，陈正人感动地说：
“子珍同志，在国外，你多加保重了，祝早日康复。”
彭儒的双眼潮润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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