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珍,你在干啥?”
贺子珍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不是已经给你说过了吗,我已向组织打了报告,离开延安。”
“去哪儿?”
贺子珍一边收拾一边说:
“去上海治病,取身上的弹片。”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过段时间,延安的医疗条件好了,就在延安治,不行吗?”
“不行,现在就走。”
毛泽东明白贺子珍在这个时候坚决要走与自己有关,怎么说呢?一个巴掌拍不响,难道说全是贺子珍的“过错”?他沉吟了一会说:
“子珍,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流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毛泽东说的完全是真心话,肺腑之言,他想以此来打消妻子远行的念头。
贺子珍不答腔,泪眼模糊地仍在清理东西。
稍停,毛泽东满含深情地说:
“子珍,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那个时期不一样,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这些略带政治色彩深藏感情的话,似乎还不能打动贺子珍,还不能更改她远离延安的初衷。这时的她,仿佛已经心灰意冷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响应丈夫的召唤了。她沉默不语,抚摸着那个暗蓝色的蜡染小包裹直掉泪。
刘英、康克清、邓六金、钟月林、危秀英等姊妹听说贺子珍要走,相约着急急来到毛泽东窑洞,见贺子珍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一个个心情沉重。
毛泽东见巾帼们来了,说:
“大家来得好,你们好好劝劝贺子珍,她非要走,怎么也挽留不住。”
刘英探头问贺子珍:
“子珍,一定要走?”
“待在这里,心里难受,走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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