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采邑是洛阳十万户，加上蓝田十二县，再加上燕国所封的河间十城，他门客三千，奴仆逾万，一时富贵冠天下；
——他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王太后，并使她在三十岁时重新成为自己的情人；
——他将可能是他自己儿子的人变成了国王，并在他打下的基础之上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皇帝。这位未来的皇帝称呼他“仲父”，就是“第二父亲”或“次于父亲的父亲”。
面对这样的成功，想必任何一位竞选或帮助竞选美国总统的人士，都会由衷地心生敬意与妒意。
就在吕不韦登上秦国相位的那一年——公元前250年，李冰出任秦国蜀郡太守，开始了即便在今天看来都堪称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这一工程可能是在吕不韦主持秦国国政期间完成的，使饱受洪涝灾害的成都平原当时就已经成为天府之国。秦国之所以连年征战而粮饷不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府之国这个大粮仓。
而吕不韦则在他执政的十三年间，主持修建了造福秦国的又一项伟大水利工程——郑国渠。
这条渠的设计者与建造者名叫郑国，是秦国的敌人韩国派来的间谍。派他来的人赋予他的使命是：用修这条渠的浩大工程，消耗秦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国力，减轻秦国对韩国的压力。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争取拖垮它。由此可知，这大约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为奇妙的一次敌对行动。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4）
吕不韦知道郑国的身份和使命后，仍然继续任命他为工程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并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工程。工程完工后，秦国甚至下令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这条渠沟通了泾水与洛河，长达三百多里，浇灌面积达四万多顷。工程完工后，四百多万亩土地旱涝保收，亩产最高者达到六石四斗，远远超出当时的平均水平，甚至放到今天都不算低。就此，八百里秦川立即物产丰饶，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第二个大粮仓，也就是第二个天府之国。
为此，秦国国力迅速强盛。秦、韩两国则在这场角力中高下立见。
在投资获利千万倍以至接近无穷大的同时，这位商人兼投资家还主持编撰了《吕氏春秋》，赚取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家的名声。
吕不韦为什么要组织创作这样一部书呢？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是想与战国四公子争强，才写这部书的。但是，这只能说是原因的一部分。我们看看《吕氏春秋》中表达的一些观点，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见《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孝行》）意思是说：统治天下，治理国家，一定要先做根本的事情，而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长攻》）意思是：但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一定要在某种适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慎大》）意为好的君主，事情做得越大越谨慎小心，力量越强越戒慎戒惧……所以，好的君主在平安的时候，会考虑到危险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会想到不顺利的时候；在得到了什么的时候，就会想到还会失去什么。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用民》）即：治理百姓，首要的还是要靠道义，其次是奖励和处罚。
不必再多举例子了。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恐怕并不是一般的杂家之言，在一定程度上，它很有可能是吕不韦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上，为他可能的儿子嬴政准备的教材。
从以后的发展判断，秦始皇显然没有按照“仲父”吕不韦教他的治国思想去做。
后来，这部《吕氏春秋》被看成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杂家的代表作。至少，在他死后2238年后，在当时被称为齐、楚、燕、秦、赵、魏、韩诸国的土地上，这本书中的两个章节——《慎大览·察今》和《慎行论·察传》，仍然被编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立高中的课本。
考察吕不韦十三年秦国首相生涯，我们的确很难在他的治国行为中找到为非作歹的证据。相反，他倒是一直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伤害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王太后与他的国王儿子。
假如不是他那位可能流淌着商人与舞女混合血液的国王儿子，一定要置他于死地的话，这段故事本来应该是一幕绝妙的历史喜剧。可惜，我们看到的结局却是悲惨的。
吕不韦死后，声名狼藉，成了野心家与阴谋家的代名词。
事实上，这也许并不公正。
与发生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官场中的野心与阴谋比较，吕不韦所做的一切，并不令人特别感到恶心而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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