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紧，加上时差，大家都挺累。有一天，在车里，老厅长对成处长说：“和你堂弟商量商量，听说美国有名的地方不少，等咱们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安排点儿时间去玩玩儿。”
还没等成处长说话，成怀仁就面无表情地说了句：“我没有时间陪你玩。”
弄得老厅长又一次差点儿背过气去。
（bp;不过，老厅长对成怀仁倒是评价挺高。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这小子是个人物。”
我说：“这个人回国去会不得了。”
他说：“那不一定。我看他倒更适合在美国呆着。”
有一次，我和成怀仁开玩笑，我说：“怎么样？成先生，回国吧，在国内你会大有用武之地。”
他不冷不热地说：“是吗？我倒觉得我的用武之地在美国。”
他就是这么个人，不冷不热，亦正亦邪，叫人难以捉摸。看他做事，你会很舒服：有条有理，效率极高；谈起技术或业务话题来，他的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知识面很广，是个层次很高的谈话对手。惟独闲聊时特别烦人，一张酸猴脸，没有笑脸也就算了，还说噎人就噎人，说翻脸就翻脸，经常把人弄得下不来台，特别讨厌。到后来，大家闲聊时，都得陪着小心，包括他堂哥。
现在总结起来，我们一开始的失误，就是没带一个好翻译来。要是有个自己的翻译来，至少就不那么容易受人摆布了。做这么大的项目，为了节约经费，又得照顾关系。唉，中国人太需要考虑关系了，还把这种想法带到了国外。那时，我想，有成处长在，只要和他堂弟搞好关系，应该没多大问题。所以，到美国后，听说成怀仁就是搞天然饮料设备的，我脑子里也曾闪过一个疑问：怎么会这么巧？我和老厅长还交换过这个想法。但同样，我们都不可能想到在美国竟然还会有这种搞法，会有人敢撒这样一个弥天大谎。
在美国，第一次让我觉得不安的，是我的同学于得海。
大学时期，我们睡上下铺，他比我小很多，智商极高而又口无遮拦，博览群书却又三教九流什么人都交；我很喜欢他，我们算得上是最好的朋友了。他在波士顿读博士，赶到纽约来看我。原来，我准备万一成怀仁不能接待我们的话，就把他拉上做替补队员。他知道了我们此行的使命和成怀仁与我们的关系后，与我有过一段对话。
他问我：“这么说，你们是想把项目交给成怀仁做了？”
我说：“还没决定。”
“那他怎么会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些事儿？”
“是我们请他帮忙的。”
“帮忙？有没有搞错。你们谈好报酬了吗？”
“没有哇。”
“在美国，哪有这样帮忙的？”他乱眨巴着眼睛，疑惑地望着我，“你们明确地讲过就是帮忙吗？”
“没有。”我把到美国后的情形讲了。他听后，断然道：“不对！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这根本不是美国的办事方式。”他认真地看着我：
“老哥，我告诉你，在美国没有‘帮忙’这回事。在这儿，你能听到非常多的‘我能帮助你吗？’（p？）那是当不得真的，就跟中国到处都写着‘为人民服务’一样。你要是当真，那你不就是个大傻冒儿了吗？除了鸡毛蒜皮外，你不要想不付出代价地让人家帮你的忙。你想过没有，你凭什么让人家这样帮你？他为什么要这样帮你？”
“有些话用不着说破。事情办成了，我们当然会感谢他的。”我说。
“算了吧，你这是一厢情愿，地地道道的大陆人的思维方式。”他毫不客气地驳回来，“在美国，不会有人为了你今后的感谢，做这么多事儿的。”
“嘿！你这小子出国几年，越变越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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