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倒要快一点，早几分钟到号房，就多几分钟休息时间。所谓“出工如牛，收工似猴”，是女囚们对付改造的本能。秦队长戴着个大草帽，像个极肥硕的蘑菇在一边押着队伍，时不时暴躁地喊：“走快一点！送葬吗？”
人们加快几步又慢下来。来到这里的女囚除了练就一张不怕羞耻的厚脸皮以外，更需要耳朵眼里安上个能自动开关的瓣膜——遇有不爱听的训斥，泼脏水似的海骂，瓣膜便自动关上，来一个“聋子听不见狗叫”——这又是女囚们保护自己的一法。
队伍中间，柳薇怯怯地走在五组组长谢萝身边。五组人称“脑袋瓜组”，这个组的女囚多一半是脑袋瓜出了毛病。右派、思想反动、宗教徒、反动会道门等等都在这里。谢萝是个右派，又瘦又干，三十五六岁，她的性格也像她的长相，干木橛似的又艮又倔。她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照例是很难得到领导欢心的，于是尽管她勤勤恳恳地工作，1957年报社领导还是赏给她一顶“右”字号的桂冠。1960年更升级处理送她劳动教养，让这讨厌的家伙尝尝铁窗滋味。谢萝大概一直“背时”。要是报社领导“开恩”五七年就把她划为“极右”劳动教养的话，至多三年就能解除。因为劳动教养期限最长三年，至于解除了能否自由那是另一回事。可是领导偏偏晚了两年送她进来，正当该解除她的那一年，上头下令：“右派一律严管！”结果六年过去了，她送走的“同窗”至少也有几百，自己还在这里原地踏步，还得吃这里的窝头。
“我犯了什么新罪，给我加年头了？”她问队长。
对方摇摇头。
“为什么我不能解除劳教？”
对方还是摇摇头。
循规蹈矩的麻秸杆儿成了“无期劳教”，在女囚中的影响出乎队长们的意料。议论像传染病似的蔓延开来：
“不必瞎起劲，积极争取管什么用？该走的到时就走，不该走的再守规矩也是无期。麻秸杆儿掉了个树叶还怕打了脑袋呢，现在还蹲在里头呀！到这里又犯前科，到时候一样走人……”
队长们听到这种议论很恼火，可是她们也没法子，上头没有命令！不过她们也愿意队里有个把老囚，对新来的人到底可以起个示范作用。于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麻秸杆儿谢萝居然当上了组长。
年复一年以泪洗面，使谢萝那双深陷的眼睛即使在笑的时候也带着一种凄惨的悲凉。这倒赢得了柳薇的几分信任，姑娘不知不觉往这位“老号”身边靠了靠，曾经受过刑事犯欺凌的谢萝，看看这个“同类”，心里涌起一阵怜惜：“多大了？”
“到下个月满十九。”
“是学生？”
“嗯！”
“哪个学校？”
“大学化学系二年级。”
哦，上学够早的，谢萝又看了她一眼，姑娘深深地低着头，只能看见一只粉红的小耳朵露在浅蓝的头巾外。
“怎么进来的呢？”
没有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柳薇拭去一颗泪珠，低声说：“偷书！”
“呀！多可惜！”谢萝忍不住喟叹。
柳薇的戒备又去了几分，她抬起头来说：“就在新华书店，是两本精装的分子化学……我……我买书的钱给小偷扒走了……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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