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当时没想到要台播啊这些的？
吴：根本没想过，甚至没想过要给别人看。90年做完以后，只有极少数人看了，看了以后录下来，后来就流传到国外，91年以后，香港电影节打电话过来，说想放这个片子，当时在我是很意外的。
汪：你的《流浪北京》流传很广。
吴：对。这次我12月份去广东，他们几个朋友说看过这部片子，说图像很差很差。
汪：是，我看的那一盘感觉象在快进，一直有两道白光在上面。
吴：（笑）唯有声音还听得清楚，所以他们说我的片子是听的电视片。
汪：拍《四海为家》是怎么出境的？
吴：甩着手就出去了。我、文慧、郑浩，3个人。
汪：当时没带机器？
吴：没带，空着手。
汪：到那边再买机器？
吴：不是买。租和借。拍摄费用很少。一个叫张怡的住在日本的朋友，也投了些钱帮我。当时我在欧洲时，为比利时电视台做一个艺术节中港台艺术家的片子，无偿劳动，然后他们借给我们机器，在欧洲的拍摄都是用的这个机器。美国的拍摄是一个叫林晓东的朋友帮着租的机器，每天400美元，拍了4天，算了3天的钱。
汪：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吴：目前还没有。脑子里经常会有纷拥而来的各种想法，但是具体的一点都没有。
汪：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吴：没有，从开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种压力，而且我也认为一个片子从蕴酿到完成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汪：现在想问你一些具体的问题──在拍片时你怎样使被拍摄者放松？
吴：《流浪北京》里几乎不存在故意要让对方放松的问题，因为都是非常非常熟的朋友，只是在镜头架起来后，大家意识到这不是电视台在拍摄在工作。在不认识的人当中，象《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一是在拍之前都有接触，还有一个就是在拍的过程中使劲地说话。
汪：不让他（她）感觉有机子存在？
吴：（笑）你要彻底让他（她）感觉不到在拍是不可能的。我不让他为这个东西工作，我说你怎么讲都可以。象拍田壮壮时，我说你放开聊吧，不要担心我带的磁带不够，弹药够多的。他是行家，开句玩笑而已。在谈的时候，有些话题人家谈得尽兴时，要让人家谈。不要轻易随便就打断别人，甚至插一些话。难的是在什么时候把一句话插进去，同时这句话又是相对客观一点的导引不是太强。特别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因为当时采访红卫兵时，最大的难点是他们习惯于抽象的宏观的大的方面，不习惯从自己的细节来刻画事物。
汪：你要把它引到一个点上。
吴：对，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麻烦但又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但这些事情又不能谦让、客气，必须要穷追到底，咄咄逼人：你参加过打人这样的事情没有？很客观的问题。我没有参加。那看到过吗？我看到过。还有多少人在场？当时你看了后心里怎么想？他先说我觉得该打，然后说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该打。他就觉得该打，为那个时候辩护。有些东西事先了解一下，不谈太多，让他再次面对同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有新鲜感。象田壮壮这样的基本上不多问他，知道几个点，就让他谈起来。同时有80％的东西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准备很多的问题。我关心具体的点，具体的人的作为，而这些具体的点，正是大的历史中被省略掉的。在这些大的历史中，人人都可以逃跑，人人都可以推卸一切，你看见所有的人都在逃跑，集体逃跑。后来我写了一本书，把我的一些思考、当时的状态都写了进去，我也不逃跑。
汪：书写完了吗？
吴：完了。叫《革命现场1966：一部纪录片拍摄手记》，94年在台湾出版。《流浪北京》一书也于95年在台湾出版。
汪：是《十月》（94年第2期）上登过的那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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