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21日，《一地鸡毛》开机。
10月28日清晨，剧组接到电话，上级主管部门通知高山，因为《北京杂种》参加东京电影节，所有影视机构不得与张元合作，同时电影制片厂撕毁出租灯光及摄影机的合同。
摄制组工作停顿下来。
11月1日，剧组退还器材，人员回家。
影片共拍摄6天半，三处场景加秋天空镜，共21本，76分钟。
1993年11月28日，录音、美工、女主角、摄影、制片、副导演先后撤出，《一地鸡毛》剧组解散。《停机》里，剧组成员个个心事重重──
男主角陈道明说：〃感觉不舒展，很不愉快。〃投资人高山（天津文化发展实业公司总经理）觉得应该考虑换导演继续拍摄的可行性。《一地鸡毛》小说版权所有刘震云表示，如果停拍，大家感情一场还是值得。导演张元说：〃我最难受，几个月来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里……因为这个原因停下来，真的很难受。应该换导演，坚持拍下去。〃
围绕张元〃下马〃这件事，一些自由文化人（包括做〃个人电影〃的导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是《停机》最精彩的片断──
崔健（摇滚歌手）：艺术家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艺术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享有创作自由，这是一个人的权利。
唐大年（自由撰稿人、《北京杂种》编剧之一）：无论如何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创作权利。
牟森（独立戏剧导演）：有没有这样的法律？根据什么做出这种决定？谁决定的？
何建军（独立电影导演）：解决的办法是明确一种法规。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独立制作电影，随时都会遇到这种困难或现实问题。
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导演）：我不知道张元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怎么去做。如果我想继续拍这个片子，我一定不放弃。很简单，如果拍一个电影，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就象作家写一本书、画家画一幅画，这是个人的权利、需要，就象吃饭睡觉拉屎一样。你可以不让我的片子放映、参加电影节，但是我想拍电影你为什么不让我拍？如果我不理解，我特别想拍，一定要去做。这是我特别想说的，但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怎么去做，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我没把这件事看得象出了大事不得了什么的。对于我们来说，随时准备了一把伞。就象有一天要下雨了似的，下雨了，就把伞打起来。但是，路必须走，除非你不出门，坐在沙发上睡在床上做梦、看天花板。如果你要出门，就必须该知道外面下雨你怎么办。张元说这样可以多睡一个小时觉了，我想他睡不着，他生下来就想拍电影，做梦都想超过他认为牛b的那些导演。
《停机》中，张元就〃下马〃一事，说过两次话──
一次是在剧组里，他对大家说：〃毕业以后我没去任何一个单位。从准备做《一地鸡毛》起，开始了解整个单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状况，我突然感觉到虽然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弄这个片子时，每一天头脑（都）沉溺于每一个人之间的结构当中去。剧本本身实际上给了我一个紧箍咒，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它还是在框着我。事实上呢，也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做电影，然而广电部却下了一个文，不许我导演。我感觉我虽然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一个个人制版权所有，但还是在一个大的体制中被框住了，我觉得真是一个悲剧。〃
另一次是在位于西单的他的平房屋里：〃为什么会下马？形式上最直接的原因是上面不让拍了，实际上是对我过去两部电影制作方法的否认。我现在不能想是哪一个直接的事情，是不是我常去广电部电影局交流就可以拍下去呢？如果我好好去协调会不会出现《北京杂种》这样的影片呢？肯定就没有了，《妈妈》这样的影片也不会有，而且今天我也不可能去拍《一地鸡毛》。很多东西我完全想不出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如果完全去那样做，是不是我想做的电影呢？所以说现在不管做什么样的假设或结论，只能自己坚持待下去或活下去。有机会再说，当然是自己去寻找机会。没有人会送给你机会。〃
宁岱拍完此片后，又将《一地鸡毛》停拍的详细经过写成了书，共20万字，书名也叫《停机》，但至今未找到出版商。〃我觉得这件事根本不是什么官方与非官方的矛盾、冲突，就象文革中的许多悲剧一样，纯粹是知识分子之间你争我夺造成的。这件事反映了电影界内部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的导演见别人得奖就不舒服，在国外到电影节上去捅，回到国内到电影局去告……很多外界不知道的事情我都写进了书中。〃
宁岱说她是个有话就想说的人，如果一段时间写不出东西就感到痛苦。
《停机》完成于1994年元月，正好参加2月的鹿特丹电影节。
第四章实验戏剧与影视（4）
自己的电影何建军
【简历】何建军（又名何一），男，1960年生，北京人。9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
1993年，拍摄黑白故事片《悬恋》（又名《红豆》、《世纪末的对话》）。1991年，拍摄彩色纪录片《自画像》，片长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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