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人对于“性”禁忌得太久，好像人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谈“性”色变，以至“性学”这个术语在汉语字典里找不到位置。“性”的空白使人在压抑的同时不敢表现自己的渴望，倘若谁与“性欲”二字沾在一起（所谓“桃色新闻”），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
正如台湾女作家颜艾琳在谈到玛丹娜时说的那样：如果将美国的场景化成台北（大而言之整个中国），玛丹娜可能早腐烂在声色场所的角落，甚至吸毒而死，稍好一点的下场则是当情妇或高级应召；哪能写出十几首深具意义的歌曲，创下全球一亿两千万张音乐专辑的销售量，以及用性感肉身挑起舆论对“性的思考”？
这是很有创见的一段话。
因为中国人给“性”穿上了太沉太重太厚的袈裟，“性禁忌”和“性封闭”使人的性格遭到扭曲，许多人只有靠“意淫”来解除生理和心灵上的压抑。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里能够如此跃进。”
先生的这段话讲的就是“意淫”这档子事。
特别是中国的文革时期，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敢涉及“性”，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角都是没有“性”的特征，“革命”二字在“性”的问题上“革”得最彻底，以至新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稍有“性”的描写就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就被中国人当作“性文学”来解读的。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误读”还时有发生，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都被读者当作了“性指南”，而最为极端的则是贾平凹的《废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注定要被“看走眼”的书，所谓“走眼”，意思是读者只盯着里面的“性捞写”，评论家的批评也只着眼这一点，所谓“格调低俗”等都是因为看走了眼而乱说的。
贾平凹忍不住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禅的故事，他说有两个和尚过河，遇一女子过不了河在岸边啼哭，一个和尚将其抱着过了河。到了对岸，两个和尚继续赶路，另一个和尚说：“师兄，我们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你怎么能抱那女子过河呢？”
这个和尚说：“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么还没有放下？”
“现在有些人看《废都》，是如这个和尚的。”贾平凹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其实“粮食”与“性”，乃人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能源体，因此，剥掉强加在“性”字上的那件袈裟，“性欲”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一样，平常得很。
因此，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得道，就能超凡入圣。
正如禅守普愿和尚说的：“平常心是道”，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有了这样的平常心，真谛、俗谛的间隔就打通了，“圣”与“凡”之间的绝对界限也就消失了。
“房中术”的兴起与“性生活强身健体”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性”的问题上十分豁达，比后世的所谓的“文明的后代”强多了。
从“溯源”上讲，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到了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以后才发生根本变化的。
事实上，早在孔夫子时代，由于礼崩乐坏，纲常废弛，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性原则并没有对封建贵族形成任何道德约束。
那时，人们的“贞操”观念和结婚时的门当户对也十分淡漠。
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就是大臣吕不韦的情妇。
长信侯被吕不韦假施宫刑，派到宫中，专门侍候太后，并生下两个私生子。后被秦始皇杀死。刘邦年近四十才结婚，他的发妻吕雉，比刘少十五岁。刘邦结婚前曾有一个情妇姓曹，并与之生有一子叫刘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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