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子男人连忙笑着说，“我只怕你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既然是同胞，还是普通话来得痛快。”
躺在地毯上看报的一个长发女人站起来对高个子说，“阿东，钟国军出门前不是跟大伙说了吗？住在他对门的这个先生姓朱……”
我说，“我姓屈，就叫我屈乡楠吧。”
长发女人歉意地一笑说，“对，就是这个名字。好像还是个作家。对不起，我将‘屈’听成了‘朱’。”
说罢，她伸出白晰的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温尼。”
高个子阿东说，“我老婆。”
温尼嗔怪地白了阿东一眼，俏皮地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这时，在另外几个房间里聊天的，喝咖啡的，唱歌的，弹钢琴的等一个一个走了出来，并都十分友好地作了自我介绍：周山岭、阿升、罗武、谢双依、马平、陈思佳和高春凤。这些人的名字过了好些天我才完全记住。
我当时很纳闷，这群号称“身体的革命”的先锋派，并没有一点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啊。他们既不疯狂地吼唱，也不举止怪诞；衣着虽然十分讲究，却没有半点花里胡哨的味道。男人没有一个留艺术家式的长发的，女人也没有一个剃光头的，更看不到一个人故意将好端端的牛仔裤剪几个破洞，穿着特制的大短裤和上面印有“我为什么还不死”或者“别理我”等流行语之类的文化衫。
我正在发愣，一杯浓热的咖啡送了上来。我本能地接过，抬头看着送咖啡的人，她嫣然一笑，道，“叫我桂妞吧。我在国内读过你的作品。”
真是个美丽女人。我想。
桂妞说，“钟国军出去买啤酒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这里你比我们还熟悉，就请自便吧。”
我回头看阿东和温妮时，他俩已进了另一间大屋子。那里有人在唱卡拉。
我说，“头一回来新西兰？”
桂妮说，“是的。这地方真安静。比农村还农村。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这是个养老和读书的地方。”
桂妮说，“可谁都得读书，谁都会变老啊。”
桂妮一边说，一边随意地坐在地上，盘着长长的腿，对我笑笑说，“我在美国读书那几年，觉得那里的人都在赶杀场，哪里像新西兰人这么悠闲！”
我说，“人家可发展得快啊。新西兰人要是总这么悠闲，很快就会‘悠’到第三世界去的。”
“第三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桂妞冲我妩媚地一笑。
她告诉我，他们一行十人是当天上午十时半准时抵达奥克兰机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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