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温尼离婚后第一次去上海。
上海有她的记忆，有她的痛。
温尼真的不愿意去上海，她害怕陷入那些旧岁时光的忧伤回忆。
可表妹桂妞说，“你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
因为“这个忙”一般的人还真帮不了——这个三十多岁的怪怪的男人在美国读了博士，现在又在香港某证券所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居然没有结婚，而回国探亲还要来“租赁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
换言之就是“租赁一个家！”
娃妞没有对这个男人的情况说得更多，只是说他头上有一块光疤，个子高高的，叫什么“阿东”来着。
桂妞请温尼去机场接他时，只要在胸前别一支小小的红玫瑰就行了。
“阿东会主动向你走来的！”这是桂妞反复交待过的。
这种神秘的接头方式真像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工作者”。温尼觉得有些刺激，就勉强答应了。
由于路上堵车，温尼到达虹桥机场时，飞机早已着陆了。她拉着贝贝急急地跑到出站口，然而，那里几乎没什么人了。问了一个值班服务员，回答说，“香港来的飞机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所有的旅客早就出了机场。”
温尼一听，暗暗叫苦。她没想到飞机还有提前到达的。她原想，即使迟到一点，因为出站要办各种手续，等她到时，也不至于人去楼空。现在好了，人都出去了。哪里有什么头上有块光疤的“阿东”？要是没接到人，白跑一趟，那可就真是惨了。从浙江湖洲到上海，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啊。路途虽不远，可心路远啊。
温尼不停地注视着机场四周的人流，并将别在衣领上的小小玫瑰干脆插到头发上。这样更加显目，却也有些滑稽。
贝贝不停地说，“妈妈，怎么没见着叔叔呀？”
温尼心里急，就没好气地对孩子说，“你嚷什么，妈妈不正在找叔叔吗？”
“你好，温尼；你好，贝贝！”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身后突然响起。
温尼回头一看，正是头上有光疤的高个子阿东。
阿东将温尼头上的红玫瑰拿到鼻孔下嗅了嗅，然后又很自然地将温尼和贝贝拥抱在一起，脸上露出那种很家庭化的男人的微笑。
旁边有人“咔嚓”接连拍了几张照片。温尼发现了，正要制止那人。阿东说，“没事。是我要他帮我照的。我付了钱的。”
在出租车上，阿东告诉温尼，打从他出国十多年来，这是他第二次回老家看望年老的父母，也是他在香港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回国。父母总是担心他是否成亲，有没有孩子。他总是告诉他们，有了，一切都有了——老婆、孩子、家庭等，样样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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