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包”矮矮的个头，戴一副厚厚的眼镜。镜框像瓶底一样带着厚厚的一圈，将他的眼光发射出来，让人不敢对视。因为那是带毒的眼光，是一种叫人害怕的眼光。
“蒙古包”对桂妞的意外出现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这倒使桂妞感到奇怪。
桂妞问：你不觉得很吃惊吗？
“蒙古包”耸耸肩，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今天不来，明天总会来的。明天不来，后天总会来的。
“蒙古包”居然有如此的自信！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有缘人总会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相逢的。桂妞说：你真这么想、这么自信？
“蒙古包”说：这与自信无关。要是你不来看我，我就会去看你。
桂妞说：可我并没有邀请你去。
这是真话，桂妞不敢邀请“蒙古包”去她那儿，要是让王浩知道了，这个“蒙古包”不变成了“榨菜包”才怪呢。
“蒙古包”笑笑说：我没邀请你来，可你不也来了吗？
桂妞突然发现，“蒙古包”笑得很有魅力，是那种粗糙的没有修饰的笑，粗糙得让人想用手去柔柔地摸他一下。
失望中的桂妞，因了“蒙古包”的这种无遮掩的笑，心中的“杏花”仍悄然绽放。“蒙古包”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中女性的话语立场问题，这是一个太大太泛的题目，根本不适合作博士论文。“蒙古包”说，他只找准其中的某一个“点”。但围绕这个“点”的却是无数的“线”和“面”的交织，甚至“立体”的背景知识，因此，要看的书，作的笔记特别多。
有一回，“蒙古包”在给桂妞的信中谈到萧红的《生死场》，说主人公王婆在一无所有中升起一种求生的欲望，开始了最原始的反抗：她的亲生儿子因参加“红胡子”被官府杀掉，她要女儿去“报仇”。
“谁杀死哥哥，你要杀死谁！”——“蒙古包”对这种冤冤相报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过诸多深入的剖析，并将它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原谅文化”进行了对比，桂妞觉得很有意思。
在“蒙古包”极力鼓掇下，桂妞也将《生死场》认真地读了一遍，当她读到一字不识的王婆竟说出了“革命就不怕死……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多哪”的话时，桂妞感叹不已。
当时，桂妞觉得王浩对她就像“日本狗”对“中国奴隶”一样，因此，她也应该像王婆那样“不怕死”地去“革命”。
“蒙古包”这种有意无意的鼓励恰恰暗合了桂妞的复杂心理，让她为自己的“红杏出墙”找到了辩护力量。
“手中的灯罩她时刻不能忘记。”鲁迅在给萧红作序时特地说到，“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
桂妞想：这样的“灯罩”不但是为了照人，也是为了自照。照清周围的黑暗，照出自己的灵魂。因此，连鲁迅先生都不觉得老王婆有什么“鬼气”呢——“我有什么可怕的？”
特别是桂妞读到在李青山组织举事的宣誓大会上，寡妇们齐声高呼：“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
这声音好像就在桂妞的耳边——这不正是自己那种“乱就乱吧，疯就疯吧，死就死吧”的激情呐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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