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相信玄学，更不相信鬼神，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一种文化的熏陶和历练。当高速公路和所有的写字楼拔地而起的时候，所有的城市化都被自然而然地看作了是合理的，而这是对于传统美学的一种挑战。
至于水木清华这个说法，我还想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风靡一时的水木清华乐队，曾经和我有一面之缘的乐队主唱卢庚戌先生的谦逊和大度使我想到了水木清华这个文化体系的博大和影响。一个真正的文化体系，不只是书卷之气，更多的是书卷之外的山水和人文气质，一如维也纳一样，除了勃拉姆斯、海顿、斯特劳斯之外，在这个音乐体系中还传承着茨威格和卡夫卡的影子，包括柯特瓦尔和古塔斯夫克林姆这些流传甚广的影像。
其实关于水木清华的一切，还有事关整座彩虹桥，这座被称为中国廊桥的大桥尽管没有弗兰西斯卡和里查德的缠绵故事，而当这变成对比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十分惨淡苍白。关于桥的幻想，我个人浅薄地认为，和徐志摩笔下的康桥和杜拉斯笔下的五孔桥还有杜尚眼前的那座查理大桥一样，所有的历史风景都在不经意之间变成了转瞬即逝的影子。换言之，这种对于物件的怀念将永远超过对一个人、一个时代的追忆。无论是多么美好多么华丽的黄金时代花样年华，倘若只留下破墙残垣，大抵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近似于谄媚的言语，就像伦敦的古老街道、日本明治时代的船坞、老北京的铁狮子胡同一样，隐去的是一些诸如水木清华一般的表象，至于逝去的似水年华一切都已悄然远行，风光不再。
←虹←桥←书←吧←bp;第44节：一代词宗（1）
一代词宗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核心中，两种知识分子是处于天平的两端，一种是积极入世的官场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是儒家对于〃治国〃理念的一种外化；另一种则是带有魏晋狂狷之美的竹林人士，这种知识分子是中国道家精神和无为而治思想的传承，他们在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坐标，就将某种特定的情绪发泄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当中，这就形成中国的竹林文化。
在这片横跨千年历史的竹林里面，有一个一直在躲闪的身影，他偶然嘻笑露面，偶然深沉示人，他终生不仕，只做到屯田员外郎的小官，但是他却被皇帝亲自任命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作家，以〃奉旨填词〃自居的他在死了之后居然让太子亲自送葬，宋仁宗亲笔赐封〃白衣卿相〃的匾额，这是世界诗歌史上的无上荣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位发迹于竹林的〃白衣卿相〃姓柳，名永，是福建武夷山人。
对于福建来说，所有的地理人文学者都会有一种误解，那就是环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在中世纪都是闭塞的区域，也是文化的蛮荒地带。这种误解很荒唐，也很要命，他们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在中国法制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刑罚，这个刑罚将大批因文获罪的人尽数押解到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苏东坡、李纲、林则徐都不例外。或许是历史的玩笑，正是因为这种刑罚，才让中国的汉文化遍布全国各地，那些押解人犯的差役也就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让世界文化史上最精华的人才巡游全国。
柳永的父亲，就是被流放到福建的犯人。他父亲来到福建三年之后，也就有了柳永。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在这个悖论里，包含着中国文化和官方的一个极大冲突，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公共的话语永远不能形成真理，在中国，民主往往会嬗变成为粗暴而又野蛮的群众专政，据说柳永的父亲就是因为〃言词多僻异，为朝所不容，旋遭逐〃的。
在去福建之前，我一直觉得柳永的籍贯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包括中国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于作者籍贯的藐视几乎到了忽略不计的地步。但是事实上在一个并不开放的时代，一个作者的出生地所包含的文化氛围基本上代表了这个人的学术背景和作品风格。就是在武夷山，在一个飘着小雨的时节，在一条仿古道路的尽头，一栋三层楼的灰色的建筑在我面前突兀地显露了出来，屋顶简单，周围游客稀疏，只有一块硕大无比的匾额高高地悬挂在进门的顶上，似乎在嘲笑着来来往往的粗俗野夫与用〃造孽钱〃的凡夫俗子。
那些人活该被嘲笑，更悲哀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被嘲笑，这是一种高明，也是一种无奈。
那匾额上是四个镀金的楷书大字：一代词宗。
说柳永是词宗，这个说法是贴切并且很有价值的，柳永在宋代的地位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词人。从李清照到秦观统统封他为圭臬之论，他开创了在诗词史上有着半壁江山的婉约词，这个影响力波及整个汉文化圈诗词流派的创始人居然是一个位居福建的流犯后代。
在那条安逸的道路上，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安静而又沉着，仿佛因为前面的伟人而变得静谧起来，无论是天上飘落的雨丝还是两旁还没有开张的店埠，似乎都知道前面有一个伟人的所在似的。
可是柳永呢？柳永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那座破茅草房在他身后会开发成为一个茶社，继而又开辟成纪念馆，历史就是喜欢这样开玩笑，连自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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