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吗，工人代表有时要处理一些难以预料的纠纷。
例如，一个已婚，有了孩子的男人死了，忽然有个女的说她肚里的孩子是这个男人的，怎样才能证明这男人是孩子的父亲呢？这类事情并不常见，但要是碰上了，就是闹到法院也不好解决。因为这种事儿很难证明，连法官也束手无策。可有一次，一桩这类的案子很快便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一天，一个老太太找到我们处说：“我儿子死了，现在他们大学里有个哲学系的女学生要生孩子了，这孩子呢，是我儿子的。我们想让孙子用他爸爸的姓登记户口，这可以吗？”
我们回答说可以，但如果他结过婚有妻子的话，那就需要这位寡妇来说明一下她丈夫确实曾对她不忠，和那个女的发生过关系，并且她还得同意这孩子在她丈夫的名下领取公家的补助。
第二天来了一位青年妇女，她说：“是的，我知道那是我丈夫的孩子。我并不介意他和我自己的孩子姓一个姓。”
我们那里的工作人员都对她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感到吃惊，但他们还是要找证人。证人们也找到了——与死者从前一起住合居单元的邻居。他们承认，在他妻子不在家时他曾把某某人带到家中，还在厨房里当着邻居们的面说过他要和妻子离婚，和她结婚。他们看见他给那女的钱，还有一次看见那女的带来一套餐具送给他——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共同享用钱财了。楼里看门的人也出来作证，证明死者确实曾去过某处拿着某物等等——结果我们只好按父子关系给孩子登记了。这时，孩子刚刚出生。
手续都办好了，我们都为苏联人民的成熟与胸襟感到惊喜。你想，有人勾引了一个女子，又将她抛弃，可她生下他的孩子后用了他的姓，并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助，而不是单亲家庭的那5卢布。这一切都要感谢她周围那些善良、诚实而又热情的人们。
一个月后我们发现那位被“引诱与遗弃”的姑娘带着她那一大帮新认的亲戚移居到了以色列。原来这姑娘在临生孩子之前接到了出境签证，所以那些人才迫不及待地办好那些手续。她的孩子究竟是不是那个死者的我们无从得知，也许这永远是个谜。之后我们想惩办那个看门人和邻居们，理由是他们做伪证——只不过为了搞清真相，可他们都开始推卸责任。
我们以后便牢记这个教训、时刻保持着警惕。
瓦伦蒂娜几乎没有讲完便遭到佳丽娜的攻击，后者开始对瓦伦蒂娜产生了不信任感。
“对不起，瓦伦蒂娜。”她大声说道，“你有什么根据说那孩子不是死者的呢？”
“当然有根据。我告诉你，他们全都滚到了以色列，销声匿迹了。”
“那又何罪之有呢？”
“看他们那副急不可待、拼命跟那位所谓被‘引诱与遗弃’的姑娘和婴儿套近乎的德性——你认为他们都诚实吗？”
“可他们都想出去呀，总不能不办签证就买飞机票飞走吧。”
“如果他们得到许可，那没有人能拦得住他们。”
“那你的意思是以色列不许他们入境喽？”
“这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为了国家的安全才不许他们出去的。”
“太谢谢你了，瓦伦蒂娜，你给我们讲了一个绝妙无比的好故事，尽管是完全反对苏维埃的。”
听到这句意想不到的评语，大家都笑了。但是没人想谈论政治，所以都等着下一位——阿尔宾娜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个跟纳巴科夫所著的《洛莉塔》极其相似的苏联故事。
一开始，阿尔宾娜就向持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佳丽娜靠过去，问道：“佳丽亚，你读过纳巴科夫的禁书《洛莉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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