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问克利尔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现在飞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学家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爱玛大声嚷道，“他们总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
不过，克利尔说的好象还有点道理。“
她和拉丽莎互相交换了一下神色，会心地笑了。
“阿尔宾娜，还有什么可说的？”娜塔莎问。
“这个故事还不够典型。”阿尔宾娜耸耸肩，然后惋惜地打开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红不该给我吗？”
“该，该。”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们会羡慕死我。”
“不过，当你休满一年产假再回去上班时，口红早就用完了。”
“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液，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知道怎样腐化堕落……”爱丽什卡叹息道。“我有一点儿美式眼影，拿出来用时总要掂量一下，这种场合是否该用这么多。使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从西方买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运到西方的是什么，运回来的又是什么。他们带回来的总是机器，而送出去的总是木材。他们从来想不到给我们买些化妆品。我们也爱美呀。记得三年前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口红。人们给报纸写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厂关闭，另一家工厂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愿意卖给我们一些的，他们的化妆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来刷墙。”
“对我们来说，技术比口红重要，”瓦伦蒂娜反驳说。“特别是电子技术，它们可用于国防。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不要口红。你们都知道，要不是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美国或西德早就向我们进攻了。1968年西德几乎跨越了捷克边境。我们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的话，肯定会挨打的。”
“是啊，真的，”奥尔佳叹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为什么总不善罢干休。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我记得向彼特亚这样解释过不下几十次了。但尽管他爱我，他还是争辩说，西德没人要进攻我们。虽然他是东德人，但他毕竟也是德国人。所以根本不能相信这些德国人。是的，没有肉，没有奶，我们照样生活，只要没有战争。”
“哎呀，别说废话了，姑娘们，不然我要写些传单在你们中间散发了。”佳丽娜说“我不想再听你们的。”
“噢，你当然听敌人的宣传，你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奥尔佳轻蔑地说。“你真的相信他们的电台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不相信他们了。我只相信任何人都想进攻我们。不然我们的政府干吗要那么多武器？比如说，我们造船厂，说是为和平生产，但我们都知道它生产了多少军用品。”
尼尔娅叹息道：“大概我比你们更害怕战争。部分因为我有过可怕的经历，部分因为我生来就是个胆小鬼。我也认为我们食品、住房短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而且，不管你怎样论证民主，佳丽娜，你永远也不会改变我的思想。奥尔佳是对的，没有这些必需品我们也能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我们必须防止战争。虽说如此，我还是希望得到一种外国货：防水婴儿裤。有一家已答应给我些，他们是从孩子已长大的人家要来的，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已一周岁了，所以他们很快又会传给我。这些东西特别有用，特别是外出时。我不明白，他们那边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进攻我们。”
谈话由政治转向婴儿裤，紧张气氛缓和了。话题从橡皮裤、橡皮奶头、婴儿浴液的短缺又转到怎样用消毒植物油制造婴儿浴液，以及塔林如何有许多高质量的橡皮奶头，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了多少路费就能买到。于是，气氛大为改善，瓦伦蒂娜趁机讲了别的故事。
故事之四
瓦伦蒂娜讲述。说的是一位姑娘如何只身担负母亲的重任。
我们一家有四姐妹。大的叫卡蒂娅，住克里夫依·罗格附近的工人新村，我迁居列宁格勒，老三读卫校，正在马加丹实习，最小的柳芭是个大学生。卡蒂娅大姐有个好丈夫，但他突然因脉管炎病倒了，不得已锯掉了一只腿，从此开始酗酒。他们有好几个孩子，这在本省是不多见的。四姐妹中就卡蒂娅大姐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很穷，孩子又多，丈夫有病，还酗酒。其他几个姐妹日子过得都挺好。
我们姐妹中柳芭最有天赋。她精通女红，常为自己及我们姐妹设计时装。她经常别出心裁，富有创新精神。她的梦想是做个服装设计师，她已开始在纺织学院学习有关课程。她本可以全力以赴，可她结了婚，丈夫住波斯霍夫。他在那儿有房子，是父母给的。他和柳芭想卖掉它，然后在列宁格勒换个小点房子。但他们暂时还住在波斯霍夫。柳芭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同时到学院上课，而她丈夫格里沙是个司机。他们本会一切顺利，不曾想灾难降临于卡蒂娅，因而完全改变了柳芭的命运。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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