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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走出图书馆，来到大街上，天色灰白，房屋萧杀，一切仿佛都已改变，都因为一个人的消亡而与前迥然有异，但唯独一样东西没变：孩子们。
在合肥路、重庆路相交的地方，青年目睹两个男孩正叉开自己的小腿，向空中撒出一线尿。尿线在虚空中交叉而过，划出一个小小的孤度。孩子们微笑地表现着自己的力量，在游戏中尝试着他们最初的男子气和最初的征服力。
在重庆南路、合肥路交界处，那是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当上海和上海以外更广袤的土地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去世后的那瞬间空白，唯独孩子们在做着游戏。
游戏的孩子们。
孩子们。
游戏。
随后时间过去了十五年，是1991年10月23日二十点。
这个上海青年已逐渐逼近了准中年，这天他以城市目击者的身份来到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
在大堂沙发上，准中年目睹十来个年轻人坐着，他们全都身着砂洗宽松茄克衫、飘飘欲仙的十八裥太子裤、老人头或仿老人头皮鞋，他们都面带焦虑地等待着什么。当准中年离开锦沧文华大酒店时，已是深夜二十四点。准中年看见他们仍等候在那里，只不脸庞上的焦虑格外明显了一点。准中年不由好奇地询问，方知他们在等候一个叫做陈百强的香港男人，为了他的《一生何求》，为了他“〃的签名。
那一夜，陈百强始终没有出现，或许出于不屑，或许出于无奈。他们留给准中年最后一个印象是在大堂门口，他们全体高唱着《一生何求》，随后满怀激情地高喊着：〃丹尼，我爱你！〃、〃，！〃
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2）
他们青春的力量敲打着锦沧文华大酒店的墙壁，也敲打着准中年的心房。准中年注视着他们，在自动感应门的另一面。他在一个小男孩的面庞上，似乎看见了当年那两个孩子的影子。在离开那个决定性的日子之后，路边撒尿的孩子们已成长为完全不同于他的另一类人。二十四年前，他的哥哥徒步前往井岗山，为了得到一枚瓷器毛泽东像章而四处乞讨；二十四年后，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为了一个陈百强的男人而神魂颠倒、神不守舍……
那一刻准中年在内心这样想：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够读懂他们吗？
于是，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准中年在告别了他的亚文化调查之后，开始了另外一个调查，他试图回到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试图想知道当那些男孩在路边作着撒尿游戏时，他们还拥有什么感受？
我在贵阳钢铁厂子弟小学读一年级，学校座落在贵阳市的南明区。我六岁。那一年。
我在课堂上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我看见老师痛哭失声。我没有多少悲伤，只因为老师哭了，我也跟着哭了一会。
回家路上，我早忘了这些。但不巧，撞上了一个高年级学生，过去他总是欺负我。这天在街头水沟边，我和他打成一团。我打输了，脸上身上火烧一般地痛，这下我真的嚎啕大哭了。回到家里，我看见一家人都在抱头痛哭1，姐姐哭得尤其伤心。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模样，姐姐便哽噎地夸奖我，说我真懂事。那一刻我很自豪，因为我和大人们一样了。。。。。。
十五年过去了，我之所以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和内心感受，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去世，而是姐姐对我的夸奖。她让我明白我和姐姐成了一样的人，大人。
胡辛这么说。胡幸于1970年5月出生，该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一年，我七岁。
我住在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24号。
那个晚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一声叹息，他说：老毛死了，中国没希望了。
在这前，我的外公刚刚去世。对我来说，那时我区分不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外公的去世对我有更大的打击力。
卢彦这么说。卢彦1969年11月出生于西宁，今年21岁，复旦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
那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
在班上，我看到老师悲痛万分，痛哭失声。回到家，又看到许多大人在痛哭，其中一个女人也在一个劲地哭。我平时挺讨厌这个女人，反感她十分做作。我还记得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再去看电影了，第二天的电影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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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颖这么说。王文颖出生于1965年。今年26岁。工作于香港奥美市场广告有限公司。
我最难忘的是在电视中看着王洪文念悼词的景象。我对祖父说：他看上去象一个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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