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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四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天河区棠下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古丽问，“为什么？”
阿帕尔说，“他穿的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的，会打死我。”
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你可以弄残他。”
阿帕尔说，“丧天良的事，不能干。”
古丽说，“你心眼不坏。”
阿帕尔说，“除非你贱卖。”
古丽说，“你说个价。”
阿帕尔说，“4000，看在老乡的面子上。”
古丽说，“成交，给钱。”
阿帕尔说，“给啥钱啊，咱俩扯平，你把巴郎领走，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讨饭，嫌丢人，还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饿了就回来吃饭，你还是领走吧。”
古丽说道，“过几天我把巴郎带走。”
当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尔坐在小圆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爷爷，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着地面说，“以后我就是你爷爷。”
巴郎哼着歌曲回来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着一个小男孩，问道，“这是谁？”
阿帕尔说，“买的，明天就带他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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