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
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
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林景熙《读文山诗》）
13世纪末；我们的先辈林景熙写出“膝不可下头可截”；“大丈夫心一寸铁！”他的自由精神、特立独行的风骨；难道不值得我们回忆景仰吗？！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跪着，有相对的言论自由
他们在权力剃刀边缘行走一个雅典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不会漠视公众事务……我们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做无害，而是看做无用；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
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
——伯里克利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文天祥《正气歌》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去追溯我们先民们言论勇气的源头，去发现自由和特立独行的精神怎样在岁月的河流中沉没、消失；这是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官员和文化人不畏强权、探索言论空间和极限的故事，他们因为大胆言论和上书，因为关心国家和同胞，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仿佛行走在权力剃刀的边缘——这个故事，也可以称为古中国勇气与信仰的故事。
跪着，但是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展示了一代明君的理性与宽容。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疏通治理的道路，同时也接纳建言的人。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使众臣不敢尽情言说，而君主没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人？应该废除这条法令。老百姓有咒骂皇上的，官吏认为是大逆，要有别的言论，而官吏又以为诽谤。这是小民之愚昧无知，却要处死，我很不同意。自今以后，有触犯这条的不要加刑。”（《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也就是说，至少从国家的法理上来说，言论的空间大大增加了，批评后被迫害的恐惧感大大减少了。比起秦帝国对言论的打压，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统治者。当然，你可以质疑：帝国君王的旨意能落实到哪个层面，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反差？
公元前84年，孔僖、崔骃因在太学议论汉武帝而被人告发，说他们“诽谤先帝，讥刺当世”，孔、崔随即受到审讯。孔僖上书说自己只是“直说书传旧事”，汉昭帝下诏命令不要追究，还拜孔僖为兰台令史。不仅没有追究批评言论者的罪责，还给了他一个官职！
当我们为司马迁因言论被投入监狱，因无钱赎罪被阉割而悲痛的时候，也别忘记：在古代中国的黑暗中，也曾经有过人性的光芒，也曾经有言论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
汉帝国末年，朝政混乱，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和鉴别力急剧下降，外戚与阉奴也时时在朝中把握权柄，正直之士面对黑暗的时政，表现出了极大的言论勇气，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公元142年，汉帝国的朝廷委派八个使者去巡视社会风俗，这些人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老儒生。只有张纲年轻，职位和资历都浅。其余的人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启程，而张纲却独自埋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何问狐狸！”他用埋轮表示了对邪恶的蔑视，看清了豺狼盘踞而拿狐狸开刀的荒谬。于是上书，指出大将军梁冀受外戚援引，元凶恶首，贪残无度，一心贪财，培养一群马屁之徒，陷害忠良，应该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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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那时梁大将军的妹妹是当朝皇后，正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朝中也遍布梁家的人马。这篇上书让京师震动，皇帝虽然没有采用，但也没有加害上书的人。大将军当然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收拾张纲，只能下绊子给张纲穿小鞋。这时正好广陵张婴等人起事，杀刺史、聚众数万人。梁大将军暗示尚书，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想借机攻击陷害他。
张纲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他单车到广陵上任后，只带吏卒十几人直接来到张婴的阵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张婴投降。张婴哭了，说：“边远愚人，不堪官吏的压迫欺侮，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好像鱼游釜中，只喘一口气罢了。”随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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