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勇敢地言说国家的事务，马伸被贬官放逐。在流放的路途上，当权者害怕这勇敢者的声音，遂将之谋杀。
即使在明代，你仍可以感受到这些英雄的豪气，海瑞备好棺材向皇帝讽谏；与权阉们作斗争时涌现出的一批批正直勇敢的人：冯恩、杨爵、周怡、沈束、沈炼、杨继盛、杨涟、左光斗……
他们在黑暗时代发出的良知的声音，岂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一队“杀手”下“贤良”
权力刀锋
——追寻大清王朝的真面目
窃国大盗们把所有不向他们宣誓效忠的人
宣布为乱臣贼子。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
来，阴沉的黑夜，
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
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
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
高喊：“住手，住手！”
——莎士比亚《麦克白》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
北京，1730年。正是雍正统治期间，帝国吹吹打打落成了贤良祠。
据称，“贤良祠是祀王公大臣之有功于国家者。清世宗宪皇帝御书额曰‘崇忠念旧’。贤良祠初祀王、公、侯、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将军、总督、巡抚、副都统共78人，后增祀21人。总共祀99人。”
凌沧洲没有去过贤良祠，读《清史稿》的时候屡屡见到一些朝廷大佬死后被隆重追悼，不仅皇上发放丧葬费白银500～1000两不等（郭成康先生在《乾隆大帝》中说，乾隆年间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150～200元，丧葬费也就在10万～20万元了），而且还精心研制死后的称号——谥号，也就是朝中大佬要戴一顶什么样的精神顶戴花翎，去见他们的老祖宗努尔哈赤。最后是丧亡后，能进入哪种祠庙，关系到生前的业绩道德评价，关系到死后的荣誉规格。
第一等的朝中大佬，如三朝元老张廷玉，雍正腊肉（此称谓乃凌沧洲先生之发明，其来源后文有详述。）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在太庙犄角旮旯里给他挤个地方坐坐，也闻点皇家冷猪肉的残香。1749年，张廷玉要退休回原籍，因为雍正遗诏中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但现在是新腊肉高悬执政，会不会执行老腊肉的遗言，此老有点不放心，请求乾隆腊肉给他一纸承诺，作为凭据。这样不放心腊肉，此老是不是老糊涂了？同时由于他没有立即前往宫中亲自谢恩，乾隆腊肉很不高兴，几乎要传旨对张廷玉加以诘责。要不是朝中同僚和门生后学援手，临退休，张廷玉还得给腊肉呵斥一顿。第二天一早，张廷玉赶紧屁颠屁颠地跑到宫中谢恩，才算逃过一劫。
第二等的朝中大佬，如果所谓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忠心被腊肉认可，可以从祀孔庙。想一想，当孔庙的先贤们大嚼其冷猪头肉的时候，他们可是熬了多少年才成精的，有的都两千年的岁数了，而今大清国的后生们，也在孔庙的众“楼主”旁边挤个沙发、板凳什么的坐坐，吃点冷猪头肉的残羹，是何等荣耀！大清国的兴亡史上，只有康熙年间的三位名人，有幸挤入了孔庙，这三位即是汤斌、陆陇其和张伯行。这三个人，以大清的立场看，确属于清官、好官的行列，并且儒学功底深厚，也有著作问世。然而，放到文明的大视野看，这三个人也无非是大清的走卒而已，在稳定大清的吃人统治上，也没少立功劳。像汤斌不仅参与了清朝的宣传事业，出任辫子版《明史》的总裁官（要知道为了争夺明史话语权，大清初年的斗争无比激烈。朝野上下都在编撰《明史》，像庄廷鑨、戴名世也是因为写《明史》而丢掉了性命）。在鲜血淋淋的民间话语权被钳制的后面，朝中的编写者们谁不是踏着尸体和鲜血前进的呢！更何况，这些人为官一方，也以整顿民风的理由，钳制当地百姓的声音，比如，汤斌、张伯行都对当地的洗脑教育抓得很紧，把个什么《孝经》和其他儒学思想狠狠地灌输下去。汤斌甚至还焚毁所谓的“淫秽小说”（许多践踏言论自由的旗帜都写满了对淫秽的围剿，极权统治是一定要打压性自由的。
当小脑袋开始揭竿而起，不服管制的时候，也就是大脑袋要开始压制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凡专制国家必是理论上禁欲的国家，反之亦然），为培养清帝国“思无邪”的合格忠臣和奴才尽职尽责。
第三等的朝中大佬，如果一生没犯重大路线错误，没有明显腐化堕落的证据（主要是大贪污，至于搞个二奶什么的在清帝国属于正常），不仅给腊肉“精神按摩”得舒服，而且政绩斐然、政声良好，腊肉考虑他们死后把雕像送进贤良祠吃冷猪头肉。仅从《清史稿》中看，就有很多看上去像清官的朝中大佬挤进了北京贤良祠，比如刘统勋、刘墉父子、来保、刘纶、福敏、钱陈群、鹤年、吴达善、高斌、阿里衮、舒赫德、彭元瑞、陈宏谋、史贻直等。
美国的早期思想家安德鲁？汉密尔顿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法庭辩护，他说：“对于高尚的人，失去自由，不如死。可是我们知道各个时代都会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晋升或虚荣，就随便帮助，不，来摧毁他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不朽的勃鲁托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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