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鲁迅将张泌这首词，译成白话文，便带有30年代的市民气息了：
夜赶洋车路上飞，
唐朝的钉梢（2）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这种以上海为发源地的，有着旖旎风光、十足风情，令人遐思绮想的唐朝“钉梢”，也如鲁迅当年跑到西安，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唐朝的天空那样，这唐朝的“钉梢”，也彻底变质了。
中国人，喜欢把事情搞到极致，一旦搞到极致，也就走到头了。官场如此，文坛如此，大人物如此，小八腊子也如此。作家，诗人，过去的，现在的，谁也不能例外。
作这首吊膀子词的张泌，据今人李一氓的考证，不一定就是后来由南唐仕宋的中书舍人。但他是五代的一位文人，确凿无疑。鲁迅由这首《浣溪纱》，以为唐朝就有“钉梢”，显然是一个小小的笔误。
五代词作为唐诗的馀绪，经常是合二而一地加以考量的。无论如何，唐朝的浪漫，体现在唐朝的四万多首诗上；同样，唐朝的诗，也十足表现出唐朝的三百年浪漫。因此，后世很容易把五代诗歌的浪漫，算到唐朝头上。固然，没有浪漫，不可能有诗，没有诗，也就谈不上浪漫。诗和浪漫，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是，到了张泌这一代的花间词人，这种中国人的喜欢极端，喜欢绝对的形而上毛病，又浮上台面，将浪漫推向了极致，除此以外别无长物。似乎从公元907年到960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只有情，只有爱，只有性，只有色，每个人都处于发情期，求偶期，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透过《花间集》或《尊前集》，我们还能嗅出一丝时代的气息吗？除了“晚逐香车入凤城”的快乐外，文学所能表现的历史，便只好是空白了。其实，那时中国人之苦难深重，之水深火热，在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是数得着的。而发生在这一时期前后的人食人现象，则尤其骇人听闻，在世界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就连非洲腹地、南洋群岛吃人吃惯了的原始部落，那些酋长大人，对唐末出现的农民革命领袖黄巢，也要望尘莫及的。
据唐代张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歼于此矣。”
而据《旧唐书》，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一个大好的中国，生是让这位食人狂，弄得神州陆沉。降至五代不远，其馀部仍继续作恶。“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
在这样一个尸骸遍野、白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晚唐、五代词的总集《花间集》，从第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到最后一首李珣的《河传》：“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书悉是男情女爱，秾桃艳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长词短令，美则美矣，可除了美之外，你不觉得这些诗人没心没肺，在那儿装孙子嘛？
最差劲的莫过于韦庄，他曾经以关中的大战乱、大灾难为背景，写了一首千馀言的长诗，题曰《秦妇吟》，因此得名，人称之为“秦妇吟秀才”。后来，他入蜀为相，正如当下文坛，谁不写性谁就落伍一样，他的为民鼓呼的诗篇，到了成都，与流行的花间风格大相径庭，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难为情，“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北梦琐言》），后来他弟弟韦霭在为他编《浣花集》时避而不收，终致失传近千年。幸赖敦煌莫高窟所藏写本，《秦妇吟》才重见天日。这种受文坛风向的左右，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诗人，是最没出息的一拨。
《花间集》署“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赵崇祚集”，《实宾录》卷六：“五代后蜀赵崇祚，以门第为列卿，而俭素好士。……”赵崇祚对于情爱文字、性欲隐喻、肉感陈述、猥亵动作所表现出来的偏执的癖爱，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是相当不一致的。不过，他还没有堕落，还拥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平，这正是《花间集》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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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钉梢（3）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位先生，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极一面。
《花间集》共辑得十八家，达五百首词，着力于消闲，热衷于情致，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丰丽，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情色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在这部《花间集》中，社会现实不屑一顾，民间疾苦置若罔闻。诗人躲进象牙塔养尊处优的结果是，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具有时代风貌的经典之作，能够传唱千古的黄钟大吕，能够家弦户诵的传世名篇，便统统交了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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