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p’”来说，翻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它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拿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所搞的“苦迭打”，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
唐朝的钉梢（6）
大唐王朝建国以来，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苦迭打”。公元621年（武德四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位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可汗还在结集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苦迭打”的谋划了。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邀买民心、激励部属、提升形象的绝妙卖点。
同年六月，李世民开始进行政变的试探，他搞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以献俘的名义，以凯旋的形式，亲率野战部队，进入京畿重镇，直接挑战太子的近卫军和皇宫的御林军，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叛乱的实兵预习。
正史是这样记载的：
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旧唐书》卷二）
如此旌旗蔽日的千军万马，如此剑戟戳天的铁骑劲旅，这不是示威，还能是什么？老爷子无论如何也是“悦”不起来的。没有办法，他有愧于这个儿子，对这位拥兵自重，率部压城的秦王，他有沉重的负债心理。怎么办，李渊只能以超规格赏赐来安抚他，实施政治上的赎买了。
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新唐书》卷二）
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两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旧唐书》卷二）
为什么老爷子感到歉疚呢？据《新唐书》载：“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没有秦王，不可能有李渊的今天。但是，武德元年，禅隋立唐，按嫡长制的封建继承传统，他立李建成为太子。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却是一步臭棋。这个庸君，多好说不上，多坏也说不上，指望他有超常的英明之举，立嫡选贤，是不可能的。但这样一来，摆不平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儿子，制造了三兄弟的尖锐矛盾，成了老爷子的心病，也成为唐朝初年的乱源。
一、李世民一心要“苦迭打”，而且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二、李渊怕李世民“苦迭打”，拼命采取补偿措施，封官许愿，物质满足；
三、李建成有危机感，很怕这位老弟搞“苦迭打”，便与李元吉结盟，并联络后宫佳丽，因为老爷子好色，枕边风很管用，努力打压削弱秦王。
权力，即诱惑，最高的权力，最致命的诱惑。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还抢得头破血流呢，何况皇帝，南面为王。到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三兄弟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基本上无法缓解了。而李渊突然火上浇油，更加剧了李世民“苦迭打”的进展速度。
（bp;我估计，唐高祖刚刚花甲之年，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了。
也许中国当皇帝的人，位高权重，养尊处优，耽于声色，放纵欲望（不光光是性欲，还包括一切一切的欲），结果，反倒促使人的生物机能加剧退化。正如熟得过快的瓜，未破先娄，外观还说得过去，内里早就一锅糊涂浆子。这种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的不死之死，似乎是中国封建最高执政者难逃的宿命。
上（即李渊）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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