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统治近三百年，总共传了二十位皇帝。到唐昭宣帝被朱全忠篡位，建立了梁朝，唐朝从此灭亡。为和南北朝时期的梁相区别，历史上称为后梁。
以上几句话的存在，也的确可以让唐朝时期的人觉得三字经实际上是本预言之书了。
不过‘预言之书’的说法仅在其他国家有用，不过虽说是有用，但绝大多数人也不会相信就对了。
若是在唐朝……妥妥的先斩后奏的节奏。
不过这也并不能否认三字经的价值，三字经的影响可谓是《三百千》中最大的一本书了。
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就已流传至中国以外的国家。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1716~1786年）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并走向民间。
“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并称《三字经》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
当时俄国教育界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普希金细读后，在作序时称赞此书是“三字圣经”。
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系都以《三字经》为初级教材，而大多数入华商团和驻华使者的培训多以《三字经》为首选教材，因而，《三字经》在俄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
韩国、日本也对《三字经》也非常重视。
虽说三字经正式传入日本是在江户时期，但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日本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
英国的马礼逊（1782~1834年）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经》。1812年，他出版《中国春秋》英文版，包括《三字经》和《大学》。
修订后，1917年又在伦敦再版。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
在法国，犹太籍汉学家儒莲（1797年~1873年），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中国典籍。
1989年，新加坡出版潘世兹翻译的英文本《三字经》，被推荐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成为新加坡的教科书。
最牛b的还是在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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