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吱声，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回答斯尼德。
“要咖啡吗，先生？”
“午饭。”
斯尼德眨巴眨巴眼睛，腰弯得更低了，接着便蹒跚地步出房间，裤子的翻边拖着地板。我死后他也想暴富，我想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在数着日子。
有钱人的麻烦就在于每个人都想从你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只要小小的一份。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区区100万算得了什么？给我100万，老家伙，你只是拔根毛而已。筹给我一笔款子，然后我们俩就将这事忘了。把我的名字塞进你的遗嘱里，那儿有的是地方。
斯尼德极爱打听，几年前我发现过他在翻我的书桌，我想准是在找当时的那份遗嘱。他盼着我死，因为他指望能得到几百万的遗产。
他凭什么想得到我的钱？我几年前就该解雇了他。
我在新的遗嘱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他把一只托盘放在我面前：一包没有开封的里兹牌饼干；一小瓶蜂蜜，瓶口周围有塑料的封口带；一罐12盎司保持在室温的鲜果汁。这份食谱稍有改变，斯尼德就会当场遭解雇。
我让他出去，然后把饼干浸在蜂蜜里。我的最后一顿午餐。
第二章
我坐在那里，透过彩色的玻璃幕墙向外凝望着。天气晴朗的话，我能看见六英里之外的华盛顿纪念碑的碑顶，但今天不行。今天的天气有点阴凉，风很大，还有厚厚的云层。这种天气对死亡倒是挺合适的。树枝上被风吹落的最后几片叶子飘落在下面的停车场上。
我为什么要担心痛苦？受点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远不止这些。
我按了一下按钮，斯尼德出现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轮椅推出房间，沿着大理石的门廊来到大厅，进入了另一扇门。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
我已经让那些精神病医生等了两个多小时。
经过我的办公室时，我朝尼古莱特点点头，她是我最新雇用的秘书，一个我很喜欢的可爱的女孩。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也许会成为我的第四任妻子。
但已经没有时间了。只有最后的几分钟了。
一大帮家伙在那儿等——成群的律师和几个要测试我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专家。他们全挤在会议厅那张长桌的周围。我一进去，他们立刻停止了交谈，纷纷把目光转向我。斯尼德把轮椅推到桌子边上，紧挨着我的律师斯塔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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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台摄像机对着各个角度，摄像师们手忙脚乱地在调整焦距。每一个耳语，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次呼吸，都会被记录在案，因为它们牵涉到的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在我签署的最后的遗嘱里，我留给我子女的份额很少。和往常一样，遗嘱是由斯塔福德起草的。今天早上我把这份遗嘱扔进了粉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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