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监视他，当我走回自己的车子并继续向下坡的车库驶去时我暗暗想着，不过我并不怎么担心。他这类人没有一群乌合之众相随是干不了什么事的，而且得过一会儿——等这个消息在华盛顿的白痴团队中传开后——年轻的史蒂夫才能找到另一个团伙来支持他。
我走上楼，走过大房间，走向我位于17小组大房间后面的办公室。在二十个委派到我的特别调查小组——用局里的行话说就是特调组——的特工中，大多数人正在桌子旁，电话机贴在耳朵上，从世界各地抽取着有关在几百个政府职位的申请者和提名者中一两个人员的信息，这样的人总是举足轻重，会使白宫为此提出特别关注的要求。我初次听到那些嘈杂声音时觉得很是惊讶，但过不多久我甚至都注意不到它了。一年多一点之前我就开始负责这个小组，这是我爬上管理阶层的第一步，但我依然对这些人如何会在这样混乱的环境下做出如此高质量的工作感到困惑不解。
匡蒂科规则（4）
我停在秘书卡伦？基尔布赖德的桌旁，她看着我。
“我刚要打你的手机找你，”她说，“主管副局长要见你。听口气他不太开心。”她眼睛一眯，显出关注的样子，“你做了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我告诉她，但是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人看到了楼下发生的事，告了我的密。或者是主管副局长凯文？芬纳蒂亲眼看到了。主管副局长的办公室望出去正好是大街，还有通往车库的下坡道。他很可能一直在观看，想到这里，我有些不快。去见这位负责大华盛顿市分局的人就像去拜访直肠病学专家一样无趣。
我想拿起办公室的电话拨他的号码，但是特工莉萨？桑兹坐在那里挡住了去路。我走过她身边，来到书桌旁的金属衣帽架边，挂起雨衣，转过身，视线越过她的头顶，瞥了瞥墙上的普通挂钟。
“急事，”我对她说，“我马上要和主管副局长碰个面，然后一小时内要到达华盛顿巴尔的摩国际机场。”朝书桌走去时，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是花香型的，但不甜蜜，也许是野花，盖住了我从阴险的陈博士那里带回的腋臭。
桑兹那双棕黑色的眼睛盯着我，“你要走？现在吗？不等我们作完关于汤普森的报告了？”
我坐到桌子后面，拿起电话，告诉凯文？芬纳蒂的秘书我就上楼去，然后挂了电话。
“莉萨，我明天上午回来。你告诉过我星期五你就完成了那个调查，剩下要做的就是口述这份报告。”
“星期五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错了。我星期六回来做口述时遇上了麻烦，是个很糟糕的问题。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格雷迪发生了这样的事，不能再这么做了。”
我开始咬紧了牙齿。老天，最高法院提名者真把我烦死了。约瑟芬？格雷迪的惨败并不发生在我行使职权的时候，但它却是使主管职位空缺并让我得以升迁的原因。我的前任现远在蒙大拿的比尤特工作，但是他的失败却遗留在我所接任的这个小组中。在胡佛大楼的人看来，最高法院提名若出现第二个灾难，那就是我的第二次失败，而两个失败会比炭疽病毒更致命。我拿过公文包，打开了它。
“继续说，”我告诉莉萨？桑兹，“我可以一边准备一边听。”
她晃了晃齐肩的棕色头发，“少了二十天，老板，”——在局里，虽然有主管干预，这个头衔还是在继续用着——“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把它们找回来。”
我看看她，哼了一声。遗漏了一两天还可以解释过去，可是不能漏掉二十天呀。决不能对椭圆形办公室这么说。对大多数人来说，特调组案件可真他妈的烦人，可要是和白宫搭上边的话，就会有致命危险。突然，我去康涅狄格州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我恨恨地盯着莉萨，又提醒自己这并非她的错。
“是多久前的事？”我问道。
“1972年。”
“72年？三十年了？”
我的精神被提起来了。也许我晚上的计划根本不会被破坏。我从箱子里拿出飞机票，插进上衣口袋，拎起黑色的真皮公文包，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镶嵌着金色警徽的身份证件，放进公文包。
莉萨参看了一下手里的黄色事务便笺簿，“布伦达？汤普森1972年6月17日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她很快就离开了湾区，7月8日在耶鲁法学院报到。但是她的86表并没说明她在此期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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