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圆罐中的黄油曲奇的味道好极了。
她关上电脑，合上显示器，找到哈里斯。
“你没事吧？”他说。
她点点头，颤抖着。潮湿的天气冰冷刺骨。
“狗日的差点把咱们给做了，”哈里斯说。“我们有两个特工烧伤了。”
梅莉莎朝那边看了看，见他们正被抬进救护车。“严重吗？”
哈里斯耸了耸肩。两人面面相觑。
“怎么了？”哈里斯问。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杀，”她说。
哈里斯朝一个特工喊道，“吉姆——坐那辆特快专递的车去，好吗？”他转向梅莉莎，答道，“他明知自己活不了几天，所以想在死的时候拉咱们几个做垫背。”
梅莉莎知道，如果阿道沃尔夫有充分的理由要自杀的话，他完全可以做得到，但杀死几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就是他的理由吗？她不这样认为。他的自杀不过是一种小把戏，目的是要掩盖别的什么事。那为什么要用火呢？他痛恨火。有一次他在给她的电子邮件中说，“火是给焚尸炉用的，而焚尸炉则是给犹太人用的。”
见哈里斯朝一群联邦调查局特工走去，她拿起手提电脑向他示意，要拿走它，然后就向一辆联邦调查局的警车走去。
阿道沃尔夫喜欢玩游戏。但他怎样才能败中取胜呢？
&;最后的告别（1）
第一章
那么我来告诉你吧。我把一切都讲给你听，因为倾诉是抚慰灵魂的一剂良药。当然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解脱心灵的重负，比如宗教，比如托尼·罗宾斯的行为心理训练，或者去找午夜药房里友好的药师。但这些方式似乎都不如倾诉让我觉得安全。对待我的灵魂，我采取的是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不要造成任何伤害。
完全背离了我的一贯原则——这就是我所做的。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我的生活就全毁了——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虽够不上最高标准，却也是极体面的。事实证明，道德高尚与品德污点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只要一两个由欲望驱使的轻率决定就足以毁掉一个人的清白。我以为我只是在选择女人。我以为我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她的心——我不应该这么想，尽管这是实情。我只是在向你诉说心事的时候才这么说。然而，现在她成了追索我的幽灵，对我进行着道德审判。
一旦被女人的眼睛迷住，你的道德就开始崩溃了。当我看着她的眼睛时，我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我惟一意识到的是，她在我的办公室里，在不停地哭。过了不知多久，我请她坐下。她的名字叫维奥丽塔·拉米雷斯。我并不在意她的仿皮手提包，廉价裙子，还有长统袜上的抽丝。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她来错了地方。毫无疑问，是来错了，就像天时美手表被错放在卖游艇的店里。我全神贯注于她毫无瑕疵的棕红色皮肤，朝后梳的乌黑头发，还有深邃的棕色眼睛。一种熟悉的感觉在我体内升腾，荷尔蒙冲击着细胞，神经元被激活。然而人类100万年的进化使我能够控制住自己，保持正常的思维。
在卡锡·威廉斯·道格拉斯律师事务所，委托人通常不会在我的办公室里哭泣。他们更多的是咆哮、咒骂，甚至——如果我很幸运的话——全神贯注地倾听。但他们为得到坐在我对面椅子上的权利付出了每小时400美元的高价，我不便对他们的行为抱怨什么。一个哭泣的女人却是另一回事。我情不自禁地突然站起身，问她是否要喝点什么。她真的是美若天仙，而且在不停地哭泣。我无法对她置之不理。
卡利兹是她孩子的父亲，她说。发生了一个误会；他惹恼了警察；警察就陷害他携带毒品。他其实是个好人，只是别人不太了解他。他那张嘴不饶人，所以警察就要给他点厉害尝尝。当然他也不是好惹的，这个她晓得——她脸上深色化妆遮住的是一块淤青吗？——哦，这个跟他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她在我眼里是多么富有魅力。我注视着她，注视着一滴滴泪珠从她的脸颊滚落，不禁被深深地迷住了。她交叉起双腿时，我屏住了呼吸。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尊重女性。相反，自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很尊重她们：我珍视母亲怀抱的温暖，钦佩女同事们过人的才智。但问题是，男女平等的思想对人的肉体没有任何意义，而她却有一种单纯的、脆弱的气质令我的整个灵魂都渴望得到她。
一些必要的解释工作我还是做了：我们事务所不受理有关毒品的案子，事实上任何刑事案件我们都不涉及。听到这话，她哭得更厉害了，到最后我都不忍心提起律师费的事，很明显她付不起。不过这也没关系，因为卡锡·威廉斯·道格拉斯律师事务所宁愿把死神请到办公室来也不会愿意为毒贩辩护。于是我就对她说我手上的案子已经太多了（这是实话），而且我也没有权力改变所里的规定。她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很没面子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她走后的几个小时里，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她的形象。我直瞪瞪地看着她刚才坐过的沙发，心里祈祷着她能再回来。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在办公室都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最后，我终于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我会想办法帮她。实话说吧，为了能再见到她，让我上天入地我都干。
说服事务所接下这个案子可不容易。卡锡·威廉斯·道格拉斯律师事务所千方百计尽量不和法律援助沾边。这家事务所占据沃克大厦整整三层楼面。沃克大厦位于亚特兰大城的巴克德区，在这里年老或者贫穷都是一种罪过。如果说有谁想去贫民窟玩几天的话，那可不会是我杰克·哈蒙德。从法学院毕业三年后，我搬到了亚特兰大——该城像一块磁铁，把美国东南部零散的人吸引到了一起——我在这里每周工作70小时，通常报复似的花掉所有的工资，甚至透支。我决不能出任何差错。尽管如此，我还是预约了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弗兰克·卡锡，和他见一面。
最后的告别（2）
卡锡今年70岁。他开始创业的那个时期，为穷人或慈善机构提供无偿服务是每个大事务所的义务。直到80年代初期，社会对律师事务所仍有这样的期待，法官也会将提供无偿服务的任务指定给他们。这样的做法很对卡锡的胃口：他属于老派的南方开明人士，对有关民权的案子特别容易动情。到现在他还经常讲他们在60年代营救抗议者出狱的故事，这些人入狱的罪名大多是坐在了饭店里黑人不该坐的地方。所以，虽然他不会赞成受理与毒品有关的案子，但一个哭泣的姑娘加上由种族歧视造成的非法拘留很可能会引起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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