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多事之秋”来形容一九九九年。
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共和国五十年大庆的盛大景象，由于是通向天安门的必经之道，所以很多个日夜，我家成了戒严的重点地区。
偶尔会有参加庆典的花车和人群经过家门，但更多的时候，院前那条宽阔的马路空无一人，只有零星几辆特殊牌照的车以极快的速度疾驶而过。空旷的马路顿时成了我一个人的天堂，翻出落满尘土的风筝，我在马路上欢快地驰骋，撒丫子地跑，再没有熙攘的人群，也没有刺耳的车笛，明亮的街灯只为我一个人闪耀，躲开了妈妈喋喋不休的唠叨和爸爸不苟言笑的神情，远离条条框框的成长法则，我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十年后，那场盛大庆典的内容已记不大清，可当二十岁的我置身于更多规矩框架的束缚中时，会永远记得那份自由的难得可贵。
1999年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全院子的男女老少都凑在一张海报前，鼻尖恨不得杵在墙上，仔细琢磨着字里行间的意思。
那是一张拆迁通知，我家赶上了取消福利分房前最后一趟末班车。
没几天，家里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亲戚们都聚集在我狭小的家里，表情严肃地商讨着怎么用最小的面积换来最大的房子。这些在春节时才能凑在一起说些不咸不淡话的三姑六婆们第一次齐心协力统一口径做好与拆迁办打持久战的准备。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户口本都撕开铺在这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上，哪怕是第一次迈进这间小房子，也要靠它分得一杯残羹冷炙。
辈分最小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外姓的妈妈根本没有插嘴的权利，不知所谓的我看着大人们狰狞的嘴脸，高兴的却是可以不用练琴了。
在第一次家庭会议上就基本确定了打持久战的策略，这场与拆迁办的对抗也浩浩荡荡地拉开了序幕。
拆迁办自然也不是好惹的主儿，他们明察暗访、深入敌人内部，把每个家庭成员的住房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从爸爸开始逐一谈话、各个击破。
爸爸抓住户口在、房子在、人也在的有利条件据理力争，论述我家是多么需要一套宽阔明亮的新房子来改善居住环境。
拆迁办则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妈妈已经有一套福利分房，他们打过电话到妈妈单位核实。
爸爸说：“那套房子是合住，每天哆哆嗦嗦与别人同在一片屋檐下生火做饭。”
拆迁办说：“那也只能给一个独居。”
爸爸说：“三口之家，应该给个两居。”
拆迁办说：“你家孩子不够十三岁，按规定不能给两居。”
爸爸说：“那我就耗到孩子十三岁。”
拆迁办说：“你随便。”
第一轮的对抗，爸爸明显处于劣势，我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年龄小也成了阻碍分到大房子的原因，反正那几天爸爸每天面对我都是耷拉个脸，对我妈怎么不早点把我生出来也是怨气连连。
第二轮对抗，我妈和我亲自出马，主攻拆迁办一个姓庞的胖子。去之前我妈就告诉我那个庞胖子不是什么好东西，看她脸色行事，不该说的话别说。果然如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满脸横肉满肚流油的猥琐胖子，上来就是一副不招待见的范儿，满嘴跑火车，半点儿不着调。难怪有传闻说拆迁本少给一套房，自己就多赚几万块钱，他先嬉皮笑脸端茶送水，然后威逼利诱软硬皆施，最后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总之就是三个字“二百五”！
有四个字足以概括我那天威猛的表现——“太二百五”！我不但没遵循妈妈不该说的话别瞎说的嘱咐，还在拆迁办扯着脖子跟那个胖子比嗓门大，那阵势给在场的大人都吓得够呛。最后用一连串北京土话作为结尾：“您自个儿照照镜子去，好嘛，这么大个人了，越活越抽抽儿，你瞧你为虎作伥那个德行，样儿大了你！装的人五人六儿的，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实际上满肚子的花花肠子，你也就看着我们母女俩好欺负，哪天遇上个混不吝的，给你一板儿砖；你就知道什么是肝儿颤了！”
1999年（2）
那庞胖子气得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法盲”！
由于我以不靠谱对抗不靠谱，从而导致了我家的拆迁工作进入了第三轮对抗，与拆迁办顺利达成了添几万块钱换个两居的共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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