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动情地说，兄弟，你辛苦了，定是早出晚归的。晚上最迟十一点收车吗？
他点点头说，差不多，没什么，虽然累，但是心中高兴。
我问他，哦？你有什么高兴的事？
他说，女儿就在那里面读高中呢。他朝右边的高中学校偏偏头。
我一下来了兴趣，因为这所中学就是我的高中母校。我曾经是那时学校里最不听老师话的怪学生之一，我的学习成绩在校时也非常差，但我一直偏激地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所学校也应该以走出了我这样的幽默作家为荣。于是，我捡最好的对他说，真的吗？我想，她的学习成绩，一定是班上前几名？
说真的，我认为我的奉送够慷慨的了。
他说，不是，是全年级第一名。
我问，她那个年级有几个班？三个还是四个？
他说，十六个。
我的高兴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起我的读初中的儿子，他每月花的钱听起来好像有他女儿三四个那么多，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作家爸爸，但是他的成绩一直稳居班上中下游，语文是臭中之臭，倒是电子游戏样样精通。我们的教育对他长满老茧的耳朵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
看着这个扭动着身子在蹬车的兄弟小老头，我心中充满无言之痛。
我说，停车。
车一下刹了下来，他问，什么事？
我说，我要下车。
我跳下车来，将一张五元的钱给他，对他说，你不找那三元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他问，啥条件？
我说，让我把你蹬到办公大楼去。
他说，那怎么要得？要不得的！
我说，要得的。我中午吃的红烧兔，可能是坏的吧，这时肚中全胀满了气！
原刊《扬子晚报》2004、3、3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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