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矮胖的日本兵在车厢里横冲直撞，查每个人的良民证，查到素贞时竟不怀好意地用手指掐了掐她的腮帮子。大魁火了，站起来大吼一声：“你干什么？”素贞小声说：“算了算了。”大魁刚坐下，一只肮脏的大手冷不丁向素贞的胸脯摸来，大魁一把抓住这只穿日本军装的胳膊，反手就拧了起来，日本兵痛得哇哇大叫：“青保的干活！游击队！”正在盘查的日本兵马上一拥而上，车厢里大乱，大魁抢起胳膊左右出击，但寡不敌众，很快就满脸是血，被日本兵押上卡车，往市里开去。
素贞在混乱中逃下火车，等她辗转一路回到小鲍岛大院时，吓得一头扑到她表婶身上，表叔一听大惊失色，青保游击队刚杀了个汉奸，大魁被抓去了那可是死罪啊！
果然，枪毙告示很快在日本宪兵队贴出来了，大魁列在其中。素贞她表叔带回这个消息时吓得上下牙直打哆嗦。
素贞一听，吓得几乎瘫在地上，她表婶正在那儿重新收拾素贞的东西，拿着画轴突然惊喜地说：“素贞，你认识徐大老板？你怎么不早说，可能大魁还有救！”
素贞顾不上哭了，抱起画轴就跑出去。
果然，徐维礼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应酬。在北京路“顺兴楼”宴请了日本宪兵队的植广健太郎和几个汉奸，还让仆人抬上一小箱银元作见面礼，又出重金请顺兴楼王老板求了清末遗老的字画送礼，酒足饭饱后，徐维礼陪他们逛了平康里的上等妓院，好一通忙活。
大魁遍体鳞伤地被放回来了，和素贞抱头痛哭，不是哭他的死里逃生，而是为素贞——为报答徐维礼的救命之恩，她答应做他的外室。
1942年初冬，焦素贞坐着徐维礼的汽车去新南京开记理发馆烫了头，然后和他去天真照相馆照了结婚像，婚礼很快就举行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婚礼，她嫁的是火柴公司大股东、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商人徐维礼。她要住的新房是胶东路标准的公馆房，两层，带一个院落，有观海露台，是徐维礼按照他在上海福熙路的公馆图纸盖的，很有气派，洋味十足。
新房里摆满柚木家具，8个大樟木箱，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梳妆台上摆着银粉盒、银漱盂、银花瓶，屋中是一张带帐子的宁式大床。这张红木大床，有描龙雕凤的床门，铺着舒适的棕棚，三面镂空花板下还有好些小抽屉，纱绡帐子上绣着仙女，床前还有绒脚凳。这是徐维礼专门从出产宁式床的浙江乌镇定做后，用轮船运来的。
至于珐琅自鸣钟、留声机、缀有小绣球的墨绿色窗帘等稀罕物，全是从上海采买来的正宗货，甚至素贞穿的软缎绣睡衣、小金表、垂脚面的十几件乌绒阔滚软缎长旗袍，也各有品牌和出处。
喜得素贞她表婶子说，这侄女是掉进“福墩子”里去了。婶子给素贞穿上上海买来的洋婚纱，扶她坐上花车，高兴地闭不上嘴，直唠叨：
“‘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大太太在上海，当个二房一点不寒碜。俺家素贞算是熬出头了。”大杂院里的人都很巴结地叫她“二姨”，让她享福别忘了老邻居。
果然，徐维礼对他的北方“二姨”宠爱有加，下班一回来就教素贞跳舞、识字、打麻将，还带她到中山路上德国人佛劳塞尔开的牛排馆，吃两元钱一份的正宗德式牛排，到青岛咖啡馆去品南美咖啡，完全是按一个正室太太的标准来调教她。
日子一晃而过，进了腊月，到处都响着鞭炮，徐维礼要回上海过年了，素贞眼泪汪汪。快过小年了，分别的日子日渐临近，徐维礼的小轿车里又走出个土里土气的大姑娘，他把这个叫杏花的莱西丫头交到素贞手里，又去请了秧歌队，让他们从正月初一起，每天来徐家楼前院子里踩高跷，跑旱船，赏钱是每天两块，直耍到正月十五，那时他就回来了。
在分手的前一天晚上，徐维礼“悉悉嗦嗦”挑开帐子下了床，从柚木大橱里翻出个紫檀匣子。他小心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件让素贞张大了嘴的宝贝。那是一串金光灿灿的项链，细细的金链子上挂着带有宝石的小金锁，徐维礼娴熟地把小金锁下面一把小小的金钥匙一拧，鼓鼓的心形小锁“哗”地开了，就着台灯的弱光，素贞接过来仔细一看，惊叫了一声：
“我的天，真是稀罕人。”
金锁里左右两瓣各镶着徐维礼和焦素贞的小像，更绝的是那把小金钥匙小到比小手指甲还小。徐维礼告诉她，这是早年从英国首饰商那里买来的，南非的黄金，巴西的天然水晶，米兰的金匠打造的，这东西连大太太都不知道。然后，他扣上金锁，撩开素贞的长发，仔细挂在她玉一样的长脖子上。又亲昵地趴在她耳朵上低声交待了几句什么，态度郑重。
素贞惊讶得半宿睡不着觉，以她的经历，她只知道青岛的东镇、西镇，连四方都不大去，这些绕嘴的外国地名，她听都没听到过，还有老爷耳语的秘密，让她心里直跳。
但是，小金锁凉凉地躺在她的胸前，老爷说过，这件宝贝是专门为她置办的，名字叫情人锁，这是她惟一能理解并记清的。
一大早，徐维礼就穿上皮袄，戴上羊皮礼帽，坐汽车走了。素贞从观海露台上目送她男人离去，竟有永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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