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的星斗被散云拂来拂去，夜越来越暗，龙桂华好容易才把闷气呼了出去。偶然间，她发现那块天上最大、最圆、最亮的好天体不见了，月亮跑到哪儿去了？广阔的夜空没有了它存在的位置，没有了它，天是那么阴森可怕。在同一片黯淡的星星下边，不知别人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龙桂华以为这个怕人的晚上过去了，打算等天亮了再跟女儿好好谈谈，她实在太疲倦，于是连衣服也没脱，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她只睡了一小会儿，忽然被一个异样的声音惊醒。她睁眼一看，发现女儿不见了。
从那天起，朱小红一连三天没回家。7
香山红叶村，风景秀丽、环境幽静。春季，这里一片桃红，煦风阵阵，鸟语花香。夏季，时不时下点小雨，远望去，彩虹斜扫，夕阳残照。秋天，天高云淡，遍山红枫，似乎就是将军们胸前满满的勋章。冬季，这里的夜晚来得很早，当寒风吹起来的时候，刚刚五点来钟，天色就已经沉沉发暗。
胡炜以前的家就在山腰上，山泉水从枫树林中流淌下来，一直经过门口，窗外就可以望见笼罩在薄薄烟雾中的北京城。
她的父亲胡继生是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老红军，按照军委规定，他应当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原本可以找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住着，可老人偏偏住在兵团职干部居住的大院里，两户连体的小楼，居住面积小多了，比起其他同级首长足足差了一百五十多个平方。老人说，这里熟人多，不寂寞。
老人去世后半年，门诊部教导员找胡炜谈话。说按照规定，军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在父母双亡后，应由其所在单位按相应职级调整住房，因为研究院又没有合适的住房，所以要求胡炜迁至山下干休所，由干休所另行安排房子居住。“
对于搬家的问题，胡炜早有思想准备，她不是不搬，而是没有人通知她。管理局的人不来跟她见面，却叫她工作单位的人来找他谈话，这一招儿够损！既然早晚要搬，那搬就是了，何必这么兴师动众！于是胡炜心平气和地说：“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第二天，胡炜永远告别了将军楼，在两个战士的帮助下把家搬到了山下的一个老式院子。
这里曾经是城里一个小商人的外宅。现在院内住着三家，正房住着干休所的关副所长，全家五口人，占了六大间，厨房、卫生间、餐厅俱全，而且加装塑钢门窗和廊子，门前有草坪四块，看架式比野战军的一个军长还要气派。
西边角落住着杜芸一家兄弟姐妹五人，还有他们的家属，一共十几口人，才三间小房。前两年，他们住在一块儿够拥挤的，后来，大弟、二弟都另外找地方走了，大姐也出国了，这里剩下杜芸夫妇、他俩的儿子，还有大姐的一个儿子，在这儿住着。
东边角上，住着胡炜和宋沂蒙两口子，也是三间小房，他们家人口少，比杜芸家里宽敞些。三间老瓦房，房龄足足超过一个世纪，每间房很窄，不超过十平方米。房子多年失修，房顶的瓦松动了，雨水渗透进来，时间久了，墙上满是一片片发霉的污渍，白灰也剥落了，一块块往下掉。两棵半死不活的松树挡在门前，风吹不进来，整个上午憋得人透不过气，下午，太阳从西边直晒进房间又热又潮。最让胡炜难以忍受的是，厕所在很远的外边，洗澡自不必说，连方便一下也必须要穿着整齐，跑到几十米之外。
屋里的陈设简陋多了，两个单人床一并就是双人床，一张最普通不过的一头儿沉桌子，两张木把椅子，还有老人留下来的大批书籍和衣物，把三间小屋占得满满的。胡炜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对布面的简易沙发，使原来就转不过身来的小空间更窄巴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二十英寸日立彩色电视机，还有一台生了锈的老式华生牌电扇。
杜芸是390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她的父亲原是兵种杜景林副政委，比胡副司令去世还要早，母亲刘珍原是兵种子弟学校的校长，也不在了。杜芸的爱人李平山也是干部子弟，父亲原是省军区的副司令，母亲原是省妇联的纪检委书记，他本人也当过兵，现在是北京市基层检察院的一个干部。胡炜和杜芸原来曾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两家老爷子之间的关系不错，“文革”中杜芸也曾经帮过胡家的忙，因此，到了山下，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同是天涯沦落人，自有一番共同语言。
落差如此之大，他们还接受得了，大家都是从小过集体生活长大的，眼下这种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不算特别艰苦。最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就是院里邻居关副所长一家人的倒行逆施。
这位关副所长，说起来也是宋沂蒙的德州老乡，尽管只是个正营职，可是在胡炜、杜芸面前，他的架子却很大，处处都要显示领导威风。他最瞧不起这些“双亡户”，所以从不把她们当作邻居，有时面对面地走过，连个招呼也不打。他还叫手下人给杜、胡两家约法三章，一是不得早出晚归，二是不得养猫养狗，三是不得聚众骚扰，闹得两个同是正营职文职干部的杜芸和胡炜哭笑不得。
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一刮风，树枝子和树叶就往下掉，掉在地上，一堆堆的。关副所长很勤快，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扫地，他只打扫自己门前这一块儿，而且把垃圾都扫到别人家跟前，慢慢地胡杜两家门前都成了垃圾堆。
胡炜一下班回家，看见门前的那堆垃圾就头痛，她长这么大哪受过这种气？她几次忍不住要去骂关副所长，可到了人家门口又缩回来了。她和杜芸两人都在部队单位工作，要是关副所长一纸公文，编造点儿什么理由，再盖上大红印章报送了上去，她们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胡炜和杜芸谁也不敢起来反抗，干休所就像是胡、杜两家的后爹后妈，两家老小寄人篱下、噤若寒蝉。自从“闹猫事件”以后，她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副所长的老婆比副所长可厉害多了。关副所长的老婆也姓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人叫她关大姐。她模样极丑，可是脾气大，架子也不小，在附近一带就是一只母老虎。
关大姐挺能算计，院子里的那两棵柿子树，一棵离关副所长的房子近些，归关家所有，另外一棵就长在胡炜家的窗前，就算胡家所有。关大姐为了使自家的柿子树能够多享受阳光，就把胡炜家的柿子树给锯秃了，而她家那棵柿子树长得又粗又壮，一根树干整整压在胡家的房顶上，把房顶生生压坏，夏天漏雨，冬天透风。胡炜爬着梯子上去好几次，可是房子实在太老，补了好几次也没有补好。
每到丰收的季节，关大姐把儿女动员起来，还找几个帮手，三下五除二将秋季的果实，把柿子打得一空，杜、胡两家连尝个鲜的份儿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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