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能钥匙”为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处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伯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钥匙难道不是锁在天敌么？
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
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呵！
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儿的人，满足呢还是失意。
有几次我甚至躺在陌生人家的床上睡着了，直到中午下班，楼道里响起人语和脚步声才匆匆离去。
我有把握不会彼人擒住，那时人们在上班时间从不溜号，而且因为几乎不丢失什么东西，也没引起人们的警惕。
我走前有时还替过于邋遢的人家打扫一下房间，把未来得及的叠的被子叠好。我的文学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得到培养的。
在这片楼区的旁边还有一片属于少数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从不去那儿。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那天下午，教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全班同学都昏昏欲睡，强撑着瞪大眼睛听教师讲课，至今我回想学生时代，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你只想自觉也偏要喋喋不休。那些年夏天两点到三点传授的知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可能因此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点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虚。
为了不使自己当众睡着，我在第二堂课离开了教室。
我溜出了校门，顶着烈日穿过楼群间的空地，钻进了一幢幽暗阴凉的楼内。
楼内很静，每层紧闭的房门里钟表走动的“嘀嗒”声清晰可闻。我开了几家门走进去，发觉这些人家我光临过，便觉索然无味。我打开了这幢楼顶层的一家房门，走了进去。这家主人的勤谨和清洁使我很有好感。简朴的家具陈设井井有条，水泥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光滑如镜，所有的玻璃器皿熠熠闪烁；墙壁不像大多数人家那样乌黑、灰泥剥落，而是刷了一层淡绿的油漆，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墙上没有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而是用镜框镶接了一幅黑白色调的杭州丝绣风景，上面是月光下浩渺的波光透透的湖水，一叶小舟，舟上有一个模糊的古代服饰的人影，一侧绣有一句古诗：玉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桌，摞着几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另一间房子虚掩着门，我推门进去，发现是少女的闺房。单人床上捕着一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床下有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墙上斜挂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竹书架，书架上插着一些陈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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