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给卓尔这样的作女归纳了几点：其一，她们是一些永不知足、不甘心、不认命、极不安分的女性，简直就是哪有热闹往哪儿凑、哪有危险到哪儿去，生命中任何一分钟的寂寥和无奈对她们而言都是失败。
其二，作女绝不当第三者。她们虽然频繁离婚、频繁约会，换男友如换衣履，但她们绝不会营造虚伪的爱情童话自欺欺人。
其三，那些敢于向现有道德和社会秩序主动出击和挑衅的作女们，她们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追求格调的品质，往往成为现代商业社会女性时尚的同谋，但由于过分执着和极端的冲动，也常常使男人尴尬万分、哭笑不得。
其四，作女们大多有能力让自己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她们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能力，只要一有空她们就会向极限一次次地发问和挑战，在一次次的头破血流之后，却永不言悔。
这是一张貌似完美的作台，半老徐娘在这里辗转身资。就像以前流行王子裤那会儿，全国人民不知中了什么邪，都以为自己的腿无比完美，于是经常在马路上看见那些在紧身裤里被勒得一颤一颤的脂肪吊在股部上下晃动，可走着的人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模特，她们心态极好，尽管站在镜子面前也会自信地认为丑陋的是镜子不是自己。
作女或者作男，用身体玩弄生活，有失严肃的文学作品正在让另类成为主流，那些著名作家们写出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像黄昏后街边十块钱三本的“地摊文学”了。张抗抗写《情爱画廊》那会儿也没看出她硬要往身体写作上靠，可现在作得是够劲了。以53岁的年纪写出这么一个自以为迎合市场的烂书，也不简单。就算同类型的小说，美女作家们至少给文字赋予了生活的激情和结构的华丽，但《作女》里看不见这些，似乎只有让人做呕的干燥皮肤和满肩膀的头皮屑。
温床上催生出双黄蛋
几乎是从2001年8月份开始由韩寒率领的少年作家军团突然登陆在我们的视线里，在其后的一年半中，少年作家的年龄被一次又一次地刷新，18岁、16岁、13岁、9岁、8岁、6岁……还有人说：“自从我在母亲腹中的时候，已经在为出来以后写小说做准备了。”
少年作家们少年得志，出言不逊，加上出版社强烈要求：让孩子写自己的书。于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的耳朵里听到了很多名字，6岁的窦蔻、8岁的高靖康、16岁的金令、15岁退学19岁与父亲合著《大成奥秘———超越美国成功学》的王小平、16岁的杨哲……孩子们大概从来没有那么自由过，于是早来的松弛和大肆炒作反倒让他们失去了方向，没有变声的男孩开始对暴力夸夸其谈，一个初潮没来的女孩也开始对性娓娓道来。这更像是一场成人小说的模仿秀，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们已经找不到在人们正常意识里他们应有的童真，孩子们不知道吃了什么催生的药，个个成熟得激素过剩。
老人们常说得了病的鸡才下双黄蛋，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性，但眼前越来越多的少年作家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确实变得有些古怪，从他们的文字里已经很难辨认长着一张孩子脸的人是娃娃还是成人……“早熟的苹果好卖”，如若大量使用“成长激素”催熟，即便艳若桃花，也不一定香甜，再将这苹果摆上地摊儿，它就永远失去了成熟的机会。
《北京娃娃》、《正在发育》、《都往我这看》、《我是天使我不骗你》、《本领恐慌》、《再造地狱之门》……是这些书让它们身后的创作者一夜之间大红大紫起来，不过，成功的多一半要归功出版商的市场意识，每本书印出来之前总能找到一个炒作的点，而娃娃们的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年龄越小越好，书的内容越成人越到位，“拔苗助长”之后，被媒体与出版商吹出大天的孩子们成了神童，纷纷退学回家埋头造车，打造成名人的韩寒成了少年们的偶像，他换来换去的跑车在北京街头总是那么惹眼，据说他又被某个出版社聘为名誉编辑，这让更多的孩子都奔着他们心目中的梦想去了，以为人人都是韩寒。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小说命名为“残酷青春”小说，一个女孩或者男孩的14岁到18岁之间的岁月就那么轻易残酷下去了。“残酷青春”这个词近年来被伪艺术青年和伪文学青年都给用滥了。可是依然不减春树这样的孩子们的热情，我们可以听九丹或者虹影讲述一个令人惊叹的情爱故事，我们的眼睛可以而无动于衷，但面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讲述自己和十几个男人上床的经历而不动声色的时候，我们被青春的残酷吓坏了。
过于世故的孩子以为出书就能出名，就能不考试而成为重点大学的特招生，就能前途无量。如果苍白也是时尚色彩，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孩子们大概认为出了名以后兜里揣着一支签字笔，怀着一颗“平常心”，到处签名售书就能发家致富，就连他们的家长也够不冷静，那些沾了孩子光的父母，也开始纷纷出书撰写孩子是怎么成名的。
他们是写作天才还是文化快餐业的童工？10岁左右就有30多岁成人的见识，娃娃作家们比着扮酷。中国这么大，出韩寒一个“异数”也算正常，但可怕的是，又呼啦钻出了这么多“超韩寒式”的“小作家”，委实让人瞠目结舌。照这么下去，一心想着名利的娃娃们，估计很快就会活活地叫人家给“捧杀”了。
到了年末，八十年代后期作家群又开始显露头角，一家出版社已经策划完成了这套丛书，那些稍微长大了的孩子似乎已经丧失了被炒作的价值，新人们又闪亮登场了，关于性爱的描写更加惟妙惟肖，关于青春的萌动更加扑簌迷离。
是谁制造了他们，家长？书商？孩子们在无辜中肆意发育着，他们又成了谁的偶像？
2002正在成为历史，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少年作家们就像一枚双黄蛋，被各种媒体以各种方式炒作着，他们在盛开，同时也在迅速枯萎。有的孩子说：“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我就当作家去。”温床上的蛋还在不适宜的温度下孵化着，不是说少年不该成为作家，只是希望他们在编故事的时候少涉及一些暴力，少把精力放在性上，至少我认为那不是属于童年的颜色。
一年里会滋生很多书籍，更会推出很多作者，在未知的年份会催生什么样的蛋无人能知，我想，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是写作天才而不是文化快餐业的童工。
撕开漂亮糖纸
漂亮的东西总是能激发俗人的欲望，就像那些漂亮的外国小糖果，放进嘴里，难吃，吐了，还是阻止不住我们再尝一块的念头，因为光糖纸就显得那么高级，有档次。如果再能看见点小外国字儿，就算把假牙粘掉了，用手擦擦土还得接着放嘴里嚼嚼。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捧起了《纳斯达克的一代》，真的。我是挺直了身子坐在书桌前看的，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我还做了“眼的保健操”最后一节———望远。
我真羡慕年轻的作者啊，他能把那么多死了的、活着的名人放在自己的文章里，像脑筋急转弯的试题，那些如车窗外不断后移的树木般一闪而过的名字，就是书的全部内容。如同曾经有人拿琼瑶阿姨的书名连起一个故事一样，可惜，沃尔特·李普曼没有《情深深雨氵蒙氵蒙》通俗。
许知远说：“我是一个必将洗刷你们大脑的年轻人”，他在书的开端就开始叙述“迫不及待出版的第二本书，暗示出我坚信罗考勋爵所言：”你被人谈到的机会越多，你就越希望被谈到。‘我念念不忘那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并有如病态般的记住了托克维尔，23岁写作《美国的民主》；海森伯格，25岁奠定量子学基础；亨利·鲁斯，24岁创办《时代》杂志；胡适之，27岁引领新文化运动；马克·安德森，24岁发明网景浏览器……“
之后是出现频率更多更快的大概是名人的名字。
我不知道诺曼·皮尔斯汀是谁，也没看过亨利·鲁斯的《大视野》发刊词。许知远站得很高，他脚下的伟人肩膀太多，他的脚又不够大，我看着他在风中摇摆。每摇一次，他都不忘咏诵一段名人名言，那姿势简直帅极了。
很多人都在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往英语班送，那些眼睛发蓝的人可高兴了，因为外教的班贵得惊人，但我们就像瞎蛾子一样扑向他们，就算那种口音是出自国外哪个郊县的，我们也一味地乐着坚信它是标准英语发音，当然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就是我们坚信的理由。
你看《》吗？《》呢？还有《》？有人这么问过我，我当时还问人家“是大画报吗？贵不贵”，现在想来是够露怯的。身边的人都去英语班了，私下里就像受了什么惊吓，连开玩笑也得跟你说几个英语单词，这回吓吓叽叽的变成了我这样的人，因为总要脑筋急转弯。
唉，他们真把八里台当挪威森林了。
我不知道“纳斯达克的一代”是怎样的一代，是“那些忧郁的年轻人”吗？他们活在伟人的肩上挺幸福，那些中间带黑圆点儿的名字和唇间含糊不清的英语单词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以为整个世界真的就在自己的脚下。
不知道有怎样功底的人才能把这本书从前到后地顺畅读完，那么多人名字可比看翻译小说苦多了。当然，你要记性好嘴皮子跟得上，看完兴许能练个绕口令拉个场子赚点掌声拾几个钢钅崩儿什么的。
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高级糖吃完，在糖纸里吹一口气儿或放块儿土坷垃什么的，再把糖纸两头拧好，满脸坏笑地骗别的小朋友。撕开漂亮糖纸的表情与心情就犹如我的现在。
我不懂作者为什么要卖弄那么多名人和名言，也许是我知识太浅薄，他没能洗刷我的大脑，我还是经常露怯，经常吓吓叽叽，因为我穿没牌子的平底儿鞋，我走路不跑偏，所以我也很塌实。
海鲜比洋白菜生猛
在电脑上看完一部15万字的小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个小时后当我关上电脑，头都晕了，就像以前玩俄罗斯方块的时候，无论走到哪儿满眼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大长条儿往下掉。
《蓝指甲》结集出版前，已经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人拿它和卫慧的《上海宝贝》相比，将其称之为“南京宝贝”，看过上网下，关于这本书的骂声和赞美声搅和在一起，其热闹度早就超过了作品本身。
我在很多书摊儿看到了这本有着深蓝色书皮的《蓝指甲》，在很多女大学生的手里我也看到过这本刚出版的书。这是一个27岁的人在回忆她18岁以及整个大学时光的故事，一个喜欢在脚上涂蓝色指甲油的小女人郝纤纤在讲述自己的经历。作者小意说自己是七十年代人，还有人说她的小说是七十年代出生者的真实写照。因为别人嘴里的这份“真实”，我才捏着鼻子在网上把《蓝指甲》看完了。
我发现，小说的世界是不属于我的，也许它只属于小意笔下的郝纤纤，凌乱的生活像一块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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