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了，如果你都承认了，好象也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
“我想也是。”
我觉得我这次执行任务手腕太不高明。我显然有些冒火了。
“别的都不要说了，你总不能一个铜板也不留就把你女人甩了啊！”
“为什么不能？”
“她怎么活下去呢？”
“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
“她养活不了。”
“她不妨试一试。”
我当然有许多话可以答辩。我可以谈妇女的经济地位，谈男人结婚以后公开或默认地承担的义务，还有许许多多别的道理，但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
“你还爱她不爱她了？”
“一点儿也不爱了，”他回答。
不论对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极端严肃的事，可是他的答话却带着那么一种幸灾乐祸、厚颜无耻的劲儿；为了不笑出声来，我拼命咬住嘴唇。我一再提醒自己他的行为是可恶的。我终于激动起自己的义愤来。
“他妈的，你得想想自己的孩子啊。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们不是自己要求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如果你这样把一家人都扔了，他们就只好流浪街头了。”
“他们已经过了不少年舒服日子了。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享过这么大的福。再说，总有人养活他们。必要的时候，麦克安德鲁夫妇可以供他们上学的。”
“可是，你难道不喜欢他们吗？你的两个孩子多么可爱啊！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再同他们有任何关系了吗？”
“孩子小的时候我确实喜欢他们，可是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了。”
“你简直太没有人性了。”
“我看就是这样的。”
“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
“我不害臊。”
我想再变换一个手法。
“谁都会认为你是个没有人性的坏蛋。”
“让他们这样想去吧。”
“所有的人都讨厌你、鄙视你，这对你一点儿都无所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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