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的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45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17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总是如此。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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