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有些冷意的晨曦里,一人一碗汤圆,或蹲或站,在院子里吃得满头热气时,老人会说,拿调羹舀汤圆吃,一调羹两个,吃到头,会是双数。孩子们早就盼着山上祭墓的种种乐趣,三口两口吃个碗底朝天,哪里耐性一双一双乖乖地吃。
大人知道是笑趣,自然也不会那么认真去细吃。可有一年,我和姐姐那样试过,一双一双地吃,吃到碗底,却果真是双数。也许是碰巧吧,然而却实在有趣。
吃罢汤圆,真正的祭事才算开始。家乡有山有水,祖先的灵柩葬在青青绿绿的山上。冬至节那天,村人就一家一担供品,纷纷拥了山上去。那红色的篮担里,照例有汤圆、有酒、有鞭炮。
祭祖的实质工作是扫墓。一年下来,祖先那墓四周上长了高高瘦瘦的丛草杂木。祖先们寂寞了一年,终于盼来了子孙后代。草除掉了,落叶扫开了,一个个坟茔现了出来。“渭庄黄玉叶之墓”“沁后蔡金坤之墓”,各自的门派立了出来。女人们摆上供品,说上一些祷语;男人们将墓四周除下的杂草落叶拢到一起,一把火点了,青烟一股闷闷地冒了出来。只有这个时候,怀念先人的情绪才隐隐地漫上心头。男人们或者抽烟,或者用带上山来的红漆去描墓碑上的字;女人们袖着手,看那碑前青烟袅袅升腾;小孩们这光景也静了下来,听父母说说祖先创业的艰辛和光荣,怎么做人,如何处世。风在林间走,日头在远天,杂草落叶里的烟气升到了很高很高的林梢。
——然而,这样静穆的时刻是很短的。很快,别人家祭事完毕的鞭炮声响了。
于是这一家的鞭炮声也跟着响了。满山的鞭炮声,满山的青烟,满山的村人。
暖暖的冬阳洒满了一座山。
男人们端了碑前供的酒菜,就在墓围上圪蹴着,和隔壁人家的男人相互递烟,碰杯,话着贺岁的计划。山风刮过林间,松涛阵阵,男人的脸渐渐红了起来。女人们隔着几棵树几丛草,彼此招呼着,说农事,说家务,说孩子。拿手去拢孩子的头,拢了个空——孩子们早就蹦达到哪个山旮旯里去了。山腰里有的是一汪一汪的山潭。到冬天,山虾们呆呆的,趴在水里鹅卵石上一动不动;孩子们的手罩住了它们的身子,才懂得跑——早已入了孩子清早带上山来的小瓶子里去了。也有的孩子,识了几个字,拿父亲描墓碑的笔和漆,在那些大树身上乱画。“黄小毛和菊子”,黄小毛和菊子干嘛呢,写不下去了。黄小毛的父亲和菊子的父亲看到了,彼此笑一笑,怎么样,做个亲家吧?又笑一笑,看一看那些坟茔,想想自己小时候在树上画字的情景,轻轻叹一口气,这光阴过得也真快呀!青烟渐渐渐渐飘散了,鞭炮声渐渐渐渐稀落了。女人们满山唤孩子:“小毛,回家啦!菊子,下山啦!”小毛从草丛里钻出来,头上戴了一顶野草编的绿草帽;菊子悄悄站在了母亲身后,两腮上多了一层山腮脂抹的红晕。
一家人下山了。女人肩上担里多了孩子脱下的毛衣;男人们的步子有些晃;男孩儿手里持了一支山芦苇,驾驾驾,想象出一匹马奔了下去;而小女孩光光的双眸,不知照哪个山头看。
遥遥地,就望到了自己的家,家门前的那株叶子红红的石榴树。树下站了老人,袖着手,驼了腰,站在一片暖暖的阳光里。□
他也有过辉煌
《文化周报》
雨东
他木讷,寡言。作为他的儿子,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涯里,我从未听他一连讲五分钟的话。平时,偶或冒出一两句,也纯属就事论事,而且必定有一句是“妈的”,外人听了,以为他是骂人,其实不是,那是他的发言前奏,累计起来,这类“前奏”要占他全部语言的三分之一以上。
本来话就不多,加上夹杂这类不中听的口头禅,因此与人交谈很不顺畅。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极少与人交往,几乎没有朋友。退休之后,寓居合肥有十多年了,除了原单位曾两次派人登门慰问,再也没有人来看过他。
母亲去世后,他更加孤独了。我和妻子反复设法让他和我们同住,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他早年在长江航道部门看信号灯,工作地点不是荒郊,就是水上,长期只身独处,习惯了。人多的场合,他嫌烦,别人交谈,他无法参与,也懒得插话,渐渐地,觉得还是一个人自在。他独居一处,一日三餐,自食其力,从不与邻居交往,全部乐趣在于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只要荧光屏上有图像,不论内容,他都看。近几年来,耳朵和眼睛都不好使,他终日佝偻着腰,紧紧贴着电视机,直到电视台道“再见”。
夏日炎热,他时常独自坐在机关门口纳凉,默默地,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人们在他的身边走进走出,没有谁同他打招呼,可他也从不与别人打招呼。
其实,父亲也有过辉煌。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件事称得上辉煌。一次是我听说的,一次是我亲眼见到的。
我读大学时,有年放暑假回到安庆,航道部门的领导找到我,要我替父亲写一篇“活学活用”的材料,并给我讲了一件事。原来,父亲所在的船只疏浚航道时,曾在马当水域发现一颗水雷。水雷吊出水面后,需安放在一只舢板里,然后运到陆地上销毁。水雷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在水下安睡多年,起吊或搬运,磕磕碰碰,一旦惊醒,后果不堪。谁去驾驶舢板?没有人吭声。一声“妈的”,打破了良久的沉默,“我年岁大了,我去!”他不慌不忙地卸吊,安置,驾驶,搬运,直至水雷安全着陆。“你父亲真了不起,我们都替他捏一把汗,可他一点也不害怕,从容操作,非常娴熟。”那位领导人激动地说,他还给我看了一幅照片,那水雷圆圆的,黑乎乎的,体积比人还大。事后,我问父亲,当时你怎么想?“妈的,总得有人上。”此外,再也无话。单凭这么一句,叫我如何写“活学活用”?即便我发挥想象写了。我想,他也未必肯上台讲。
“文革”期间,社会上发生武斗,我“逍遥”到南京,其时适值父亲的船泊在南京修理,我便住在他们船上,每天以游泳为乐。一次,我从甲板上跃入江里,另一位船员也跃入江里。那船员的姓名我忘了,只记得他很胖,入水好大一会,还不见他出水。起先,我还以为他有意潜水,不由暗暗惊羡他的水性。可是,时间越来越长,我疑惑了。这时,只闻“扑通”一声,一个人影从船上跳了下来,迅速潜入水底,过了一会,在下游几十米处,冒出两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人夹拖着另一个人,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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