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音乐厅举行汇报音乐会，一百多人的大型乐队呈扇形而坐，居中高台上是他：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年轻指挥，头发往后一甩，甩出一股青春气息。
他的身后，翻腾着眼睛的波浪，都是专家同行，带着挑剔的眼光审示着来自莫斯科的“五分”。
橙黄色的柔和灯光下，他张开双臂，起拍了。
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1872年，这部作品由维也纳乐队首次演出时，听众在每一章结束时都热情地起立鼓掌，向坐在楼座上的勃拉姆斯欢呼致意。
时隔八十多年，他在音乐厅里呼唤着勃拉姆斯。
他自信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棒在空中画出一道道激动人心的弧线，在他的指挥棒下，法国号在坦率地独白，双簧管由单簧管和大管伴随，天真而略带伤感的吟唱，音乐厅里，他呼唤着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呼唤着小号、大号、法国号；呼唤着到处飘游的音乐精灵……最后一个乐章也快要结束了。一个音乐评论家信服地说：“他将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指挥家……”他张开双臂，兴奋地挥动着，乐曲到这儿活泼而富有生气，可是他哪里知道：人们在远远地看他的背影，那背影竟然像一只表示终结的黑色十字架……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当时，无数封请他去各地乐团任指挥的聘书飘落了，就像秋天的梧桐叶一样，作响地飘落了。音乐学院呼唤着他，留校任教吧！我们的指挥系师资奇缺、我们的指挥艺术太落后了！
响应这一呼唤，意味着他永远是一个教师而不是一个指挥家了。
他在绿荫小道上漫步沉思，凝视着绿荫掩映下的音乐学院的围墙，像凝视着一张陌生的网，留校任教，在这张网里吐尽蚕丝？
他的思绪又纵横驰骋在音乐世界里，确实，在音乐发展的长河里，奔腾呼啸着一个个永垂不朽的巨大浪峰：托斯卡尼尼、卡拉扬、伯恩斯坦、小泽征尔……可是，浪峰中没有中国指挥。
太阳落山了，暮霭来临了。夜深人静了。
他倚着音乐学院那堵围墙，终于长叹一声。那围墙上月光漾动，漾开一个微笑。
他留校了，在指挥系当一名普通助教。
那天晚上，当他踅回身走出绿荫小道时，突然想起了《第二交响曲》里的假再现，多么迷人的假再现！
这条绿荫小道，他一声不吭地走过不知多少回了，可是他还是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明天，那个有花岗岩下巴的学生就要毕业了，他呢，送走这最后一个学生，也要退休了。岁月熬白了他的头发，他的白发，浇灌出了遍天之下的桃李芬芳。
多少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上过指挥台，尽管他把许多学生扶上了指挥台。
他逢人便说：“指挥台对我来说，仅仅是个迷人的假再现……”长长的绿荫小道笔直笔直，象一根琴弦、拨出了一个假再现。
他顺着这绿荫小道，慢慢地走去，走远了，迟暮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浓郁的绿荫里了……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收获
季羡林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20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里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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