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里拉开潜水艇般的大铁门，灿烂阳光的丛林，轻轻摇曳的白杨树，迎面空调纠葛复杂的大楼背面，一角蓝得发紫的天空，果然，外面正是一天中最晴朗最灿烂的时候。
我心乱如麻，求救般给漫漫打了电话。
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好像背叛了情人一样，又好像一个被人非礼过的姑娘没有脸去见爱人一样。食指神经质地敲打着公用电话亭的有机玻璃，等待那冷静的声音。说实话，我混乱了。
电话被接起了，却是她妈妈。令我大失所望，又有些心里石头落地。
她妈妈说漫漫不在，说现在漫漫放学了直接会去老师家里补课，很晚才回来。我郁郁寡欢，机械地说谢谢阿姨就挂了。
随便挤上一辆公交车的我总是让周围的人们侧目，所有人都冷漠和奇怪地看着我。刚来北京时我以为是因为自己束起的长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难看的鞋和散发农村气息的衣衫。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贫穷才会令人鄙视。我把额头贴在冰凉的车窗上，听乘务员嚼热茄子似的圆滑京腔报站吵架骂人，每次看到那些以“中国”和“人民”等字样开头的牌匾，一个个小时候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新闻里听到的伟大的地方，我就一阵激动！带着自豪感从车窗里仰头去瞻仰那些冰冷庞大的砖墙和飞檐。阳光在城垛间时亮时熄。在我的心里，这些地方是属于我的，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但是在某些当地人心中，这些地方只是属于他们的，而不是外地人的，尤其不是我这种穷人的，我穷，我对首都的爱便是卑贱的。
公交车行过钟鼓楼，行过二环路，行过从小在课本和电视上看到过的熟悉又陌生的一切。天安门上“为人民服务”的字样终于像是电影的片名一样赫然出现了。天安门上的天空真的特别蓝，特别好看。墙就像照片中一样红彤彤的，壮观的人流，天安门广场鱼眼镜头里一样大得变形。到北京的第一天，衣冠不整的我在广场上幸福地飞奔，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一阵阵头晕目眩，替自己那个当了一世军人现在变得难以沟通的老父亲敬了一个军礼。不远处就是一个笔挺整洁的礼仪士兵。
我想，我敬军礼时那个兵，他笑了么？
几个民工大包小包挤上了车，穿得破破烂烂。
“喂！你们几个！行李全都打票！”乘务员喊道。她随即把每个行李卷都按一人份硬性收了票。尽管那些行李也许不值那么多的票。
我看到民工拿着很多行李很累的样子心里便很同情。我站起来，把座位空出来示意最老的那个坐下。
“喂！不许坐！那么脏坐什么呀你！？”乘务员嚷道，于是那老民工连坐都不敢坐，怯生生地蹲在空着的座位旁边。
听着京腔肆无忌惮的咒骂，我转眼去看窗外。车窗上倒映出不清不楚的我，瘦削的脸颊，细长可怜的双手平放在腿上，车窗外忽明忽暗的光染蓝了紧身衣袖口，那里有一行德文。
漫漫纤细的文字越洗越模糊了，有的字符开始缺胳膊少腿，我真怕它消失。
漫漫啊……
漫漫有一个透着冷静的方脑门儿。
漫漫是我小学时的同桌，我在干净洁白的漫漫面前总是不敢抬头。她帮我讲作业题，我们头顶着头，我看着她的铅笔在自己的练习本上写写画画。那种紧张和巨大的满足感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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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我们分别进了两个学校，我开始结交流氓朋友，学习一塌糊涂，而漫漫进了重点中学开始学美术，简直是天堂和地狱的落差。等到中专我们却又在一起了，你要相信缘分这两个字。我们居然就读了同一所师范中专，她学美术教育而我学音乐教育。其实这也没什么神奇的，我们那个地区只有这么一所包含艺术专业的学校。
中专时的漫漫已经和小学时代的漫漫有天壤之别了，她出落成了大姑娘，而且变得很阴郁。学音乐的女生都是很活泼漂亮的，学美术的女孩多数奇丑，性格也内向。据说，只有丑陋的人才会疯狂地追求美。而漫漫在画画的女孩里难能可贵的端正，但是她比最丑的女生还要阴郁，我几乎是她唯一肯说话的男生，遇到除我以外的男生她都是一低头匆匆走过。不知道我们不接触的那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变得这样的阴暗？
我只知道自己又喜欢了她五年。中专的五年里，她经常跑来琴房练习钢琴，每间琴房都是几个音乐生共用的，美术生没权利使用，于是我把自己的练琴时间让给她。坐在墙角吸烟，看着洁白的漫漫练琴，看她严肃的脸，窗帘飘浮，温暖的光影让她的白衬衣白炽灯一样刺伤了我的眼。
漫漫喜欢钢琴和德语。德国是她特殊的爱好。她喜欢德国人的精神，他们的画作，他们伟大的贝多芬和德意志战车乐队。
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很多德语。她写在送给我的画上，写在借给我的上，甚至写在我的袖口上。我不懂它们的意思但是有一个词语我是确切知道的——德语中“”的意思是“不”！
想看
《地下室》第一章9（2）
对北京我没有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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