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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转弯时，看见罗念庄跨在走廊的窗户上，朝这边摆手。
回办公室不久，主编过来问有没有拿支票？
我莫名其妙：跟谁拿支票？
主编的脸刷拉沉下来：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送书的同时结算最后一笔赞助费嘛，阮总也没提？
我委屈：你又没跟我说还需要我去拿支票，阮总不在公司。
主编的灼灼气焰消下去一点，可能感觉自己态度不太好，转而找台阶下，自言自语说：哦，我没跟你说拿支票的事，我糊涂了。
其实，我知道，主编的心，现在是七上八下的几只桶正直晃荡呢，以往，杂志社撞到过几次这样的事，杂志出来后，赞助商千般挑刺万般找毛病地拒绝付剩余款项，杂志社只能哑巴吃黄连。
我到阳台上偷偷给阮石打电话：剩下的款你再不拨过来，我们主编的心脏病就犯了啊。
阮石说他正在市里开行业会议，晚上可能要统一住酒店，问是不是可以改天？
我说：这事跟我无关，我纯粹是多管闲事，看你的方便吧。
本想跟主编说一下的，拿起内线电话，拨完号码又放下了，吃文化饭的人，个个都是是非篓子，场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也是为数不少。
无事还生非呢，何况已是有事，飞言流语更是便当。
大半个下午，没有事做，跑到阳台上看还有没有柿子，阳台的外面，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站在阳台上伸手就可摘到红彤彤的柿子。
柿子树枝光秃秃的，红彤彤的小玩意早被别人先下手为强了，惟有两个挂着的，在树的最顶端，没人搂地着，即使搂着了也是落在地上变成泥巴的份，所以，没有人枉费力气。
我望着它们，叹气。想，别人对它们的心态，是不是就如我对阮石？知道是摘不到的，才不去爱？
无所事事，恹恹地给粟米打电话，她的声音，却让我大吃一惊，有点话剧的表演色彩：亲爱的，今天晚上去哪里吃饭？去香格里拉得了。
我说：粟米，你吃错药了？你埋单我就去香格里拉。
粟米不管不顾：什么？不必来接我了，我打车去行了。然后我听见粟米咯咯地笑着，转到另一个方向：李太太，晚上一起去怎么样？
我乐了一下，明白了粟米，又在演戏给李太太看，虽然人家未必相信，但她演得真切而乐此不疲。
想想粟米，也够她辛苦的，即要打点时装公司的管理事务，还要时不时被李太太防贼一样地盯着。李太太是有闲阶级，和牌友门搓完麻将，第一件事就是到店里晃悠一趟，算是无言的示威吧。
黄昏，出了杂志社，街上开始熙熙攘攘起来，我穿梭在车流中，给粟米打手机。这次是她恹恹的，我乐着说：李太太走了吧？
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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