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老头真讨厌，老看我们。”明明貌似愠怒地说，眼里却闪着波浪。大家朝她说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大胡子阿拉伯老头一直盯着这边看，带着挑衅的眼神和我们对视。
海子给了他一个白眼，说：“别理他。”
我说：“你也别看他，你越看他，他就越来劲。”
阿信大男人似的说：“别怕，有我们在。”说完看看费先生，费先生微微笑了一下。
小适对着阿信说：“你看那个家伙好像也看上你们俩了，咱们女的比男的多，还是我们保护你们吧。”大家哄笑起来，女生一致赞同，男生假装不好意思。
音乐渐渐强劲起来，舞池里还没有人，可是大家已经蠢蠢欲动。小适站起来，开始在桌子旁边扭动，一看就是久经舞场的高手。过了一会儿，其他人开始陆续走上舞池，音乐也更加强烈了。这时费先生说：“上场！”说完就站起来，豁出去了似的，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跳舞。阿信小跑着跟上了费先生，明明晃动着大白腿，走猫步似的上了场，海子还有点犹豫，我拉着她的手就走了过去。小适立刻加入大队伍，六个人开始围成一圈，伴着音乐舞动起来。旁边的阿拉伯男人和少数欧美男人开始在我们周围穿梭，想和我们一起跳，但我们极其不友好地用冷眼把他们吓跑了。我们六个人始终围成一圈，自娱自乐。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在对待陌生人时特有的共性，就像《丑陋的中国人》里面说的：中国人对陌生人有着莫名其妙的敌意。那些试图和我们跳舞的外国人在我们眼里是不怀好意的色狼，我们紧紧围成一圈，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有多亲密，只是我们需要莫名其妙地防卫，而且是一致对外地防卫着。当然，围成一圈还有个好处，就是不敢独舞的人，可以借势群魔乱舞，反正跳得再丑也不会有人注意到。
于是我们尽情地跳着，笑着，全然不理会周围的一切。音乐让人升温，我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开始后悔穿这么淑女的裙子。在国内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包装成小家碧玉，温柔婉约，但是今天我只想尽情跳舞。我已经“碧玉”了25年，此时此刻，远离父母，远离亲人，远离中国，我就想撒点儿野。
终于散场了，我们的脸蛋都变成红扑扑的。小适皇冠歪了，明明头发乱了，海子腰带松了，阿信衣扣开了，费先生领带摘了，我的嘴唇不鲜红了。
剧烈运动之后很容易觉得饿，阿信说多哈医院那边有个卖鸡肉卷的店，每天都营业到很晚，于是六个人又打了两辆车去肉卷店。一进门，还是有很多人好奇地看着我们。那里吃东西的全是男的，没有女的，估计这里的女人夜里是不能出来的。
我们坐下来，每人点了一个鸡肉卷和一杯鲜榨果汁。明明用起伏的声调说：“你们知道吗，刚才跳舞的时候有个变态在我背后跟我说‘’rbp;我们都睁大了眼睛问：“那你怎么说的？”
“我就说，‘pr！（我不是那种人！）’”
天，原来有人把我们当妓女，这回是真的妓女。
后来我们才知道事出有因。原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哈来了一批从迪拜过来的中国妓女，那时她们住在著名的rzr酒店，在这片未开发的土地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地的男人每天在门口排起长队等着一亲芳泽。后来政府干涉此事，那些妓女才转为地下了。所以现在好多阿拉伯人一看到年轻的中国女人，就以为是妓女。
而今天明明在“妓女”问题上遇到的误解，跟我们以后所遭受的莫名侮辱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
我们正骂骂咧咧的时候，费先生假装一本正经地发话了：“大家文明一点，今天是祖国的生日。”我们哈哈大笑，小适说：“我们不是正在庆祝吗？我爱祖国啊，可是祖国爱我吗？为什么现在才给我们机组名单啊，为什么中国人回到中国还这么困难啊？”这个问题让大家有点沮丧。
我想起一些传闻，公司最近招了一批日本空乘，他们有专门的日语培训师，据说这是日本政府要求的，说是为了确保日本人更准确地掌握工作要求。日本人工作6个月就能升舱，就是从经济舱升职到头等舱或商务舱，升舱后工资会比在经济舱时多1千美金左右，据说这也是日本政府要求的，说他们有最低工资限制。“还有啊，我们每个月都向祖国的政府部门缴纳服务费，我们在做贡献啊。”海子打断了我的思路。
“别提这个了，我们很快就回家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故意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这样的话题只会让大家越来越沮丧。于是话题很快转到回去该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欢声笑语又回来了。
第十篇两个人的北京（1）
等待的日子总是特别漫长，特别难熬，我掰着手指头总算等来了北京航班。文晓最近特别乖，天天睡觉前给我发短信：“等你回来。”
今天晚上飞北京，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北京航班是9个多小时的夜航，一般在这样的航班之前至少要睡五六个小时，才能保证工作时精力充沛。我一点都不想睡，而且不担心会在飞机上睡着。文晓早已发来短信说明天会去机场接我，想起来就美滋滋的。
我早早化好了妆，装好我在r家乐福给文晓买的“蜘蛛侠”拖鞋——“蜘蛛侠”是文晓的偶像，他们还长得很像，从脸型到身材都像。我想文晓要是穿上“蜘蛛侠”的行头，完全可以扮演他了。
准备就绪，我安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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