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不是运筹帷幄，他只是有忧患意识。
我问什么叫忧患意识，在和谐社会，用得着忧患么？
他说，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国家，人都要有忧患意识，爬得越高，忧患的东西越多。他还说，很多人在他这个位置已经放松了精神，以为名利双收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其实灾难和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你最最志得意满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钱，不给你防备和反击的时间，甚至是再爬起来的机会。
我说，这样活着太累了，您准备忧患一辈子么？
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一辈子，但会忧患到决定不再忧患的那一天。
张总的话让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张总忧患实多的七天里，黎先生都在干什么？被亲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吓得面无血色，又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和我吵了一架。
这七天真是紧锣密鼓，让我们连喘口气都觉得奢侈。
忧患，我们只忧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为会风平浪静，因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没有返回，三五个北京户口的懒懒散散，闲磕牙，闲聊天，抽空给客户打电话，互问春节是否愉快，尽管大家心里都有数，春节过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许只有十八岁以下还在拿压岁钱的祖国花朵。
为了应验了张总说的“忧患论”，在我最无防备的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都不一般。
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和我谈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这有悖于她公事公办的一贯作风，令我猝不及防。
她说，邹之明给了她很大打击。
我能理解，邹之明一向擅长打击人。
她说，她发现了邹之明三个秘密，一个是他的笔名，一个是他的博客，一个是他的书居然卖得很好。
我玩味着“居然”二字，心道，在梵融这样的女强人眼里，邹之明的家庭地位应该是很低的，如今被反客为主了，可能会开始怀疑人生。
她说，从知道邹之明的笔名那一刻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在网上搜索到“和睦”博客，看到了强大的点击率和幽默诙谐的文字，然后，她又读了邹之明写的书，心情五味杂陈，一面认同书里那些体谅和了解女人的探讨，一面怀疑为何写这本书的人做不到自己写的观念，她有些崇拜邹之明，却又厌恶他的纸上谈兵。接着，在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邹之明的粉丝，全是女性，她看得出来，邹之明是一个深得女人缘的才子，尽管她一直忽略了这点。
种种迹象显示，“和睦”就是邹之明的面具，邹之明一直戴着面具生活，睡在她身边，令她不安和兴奋。
我问，为什么不安，又为什么兴奋。
她说，不安在于，她怀疑邹之明有双重人格，兴奋在于，她又找回了当初恋爱的不确定感，因为不确定，所以才患得患失，所以恋爱才显得更朦胧和琢磨不透，令人更向往，更想探求。
然后，她反问我：“你和他呢，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梵融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和真诚，让我有种若是不认真作答就会亵渎爱情的罪恶感。
就在我不禁怀疑她是不是故意试探的刹那，我说：“有吧，我也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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