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用更多的篇幅描写伯金和厄秀拉、杰拉德和戈珍这两对情人苦涩的恋情，写他们的追求。他们身处在一个悲剧的氛围中，心头笼罩着总也拂不去的阴影。他们试图用爱——异性的及同性的来填补心灵的孤独，可陌生的心总也无法沟通。他们甚至失去了生的意志——爱不起来、活着无聊、丢弃不忍、结着忧怨、系着压抑。郁闷的心境令人难以将息。
伯金是一个天生的悲剧之子，他有着过于纤弱的灵魂与羸弱的体质，这些足以铸就他悲剧的气质。这样一个痛苦的精灵在冷酷无情的工业文明时代只能活得更累，苦难更为深重。他冷漠、忧郁、绝望，总在痛苦地思索人类的命运与人生的意义，但得出的都是悲剧性的结论：人类已日暮途穷，机器文明将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
这个悲剧之子在爱情上同样苦苦地求索。贵妇人赫麦妮在千方百计缠着他，那强烈的变态情欲令伯金厌恶，可他又舍不得与她断决关系，最终自食其果，险些被赫麦妮杀死。他追求着才女厄秀拉，他们双双追求着一种灵与肉和谐的性关系。可他们始终达不到这个高尚的境界。冥冥中的忧郁、陌生与苦楚阻隔着他们，时有情欲的放纵也成过眼烟云。与此同时伯金无法抵抗杰拉德的魅力，他需要杰拉德的同性友谊作他爱情生活的补充。他与杰拉德时有冲突，无法达到亲同手足的程度。这又是一种折磨。
由此可见，伯金是一个现代的悲剧浪漫者。他预感大难临头，对社会和世界早已绝望，因此要追求一个个人圆满的结局了此一生。
伯金是不幸的，个性悲剧与社会现实的黑暗只能把他一步步推向苦难的深渊。他的爱，他的思索与追求，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痛苦写照。欲哭无泪、欲罢不能、不堪回首、前景叵测，此乃伯金的苦难历程。
杰拉德·克里奇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人物。他是一位工业大亨，劳伦斯称之为“和平时期的拿破仑，又一个俾斯麦。”他一心只想发展企业，增加利润，象一台高精密的机器不知疲惫地运转。他对工人冷酷无情，毫无人性与人道可言；他信奉科学和设备，不知不觉中自己却成了机器的奴隶。随着企业的大发展和资本的大幅度增加，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异化为非人。他心灵空虚，毫无情感，空有一具美男子的躯壳，深感疲乏无力，生的欲望早已丧失殆尽。他时而会在梦中惊醒，在无限的孤独中瑟瑟发抖，深怕有朝一日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他是一个精神上的阉人，心早已死了。
为了寻回真实的自己，他想到了爱，想借此良方起死回生。他先是与女模特米纳蒂鬼混，后又纠缠良家女儿戈珍。可是死人是无法爱的，他身上那股死亡气息只能令戈珍窒息。最终戈珍弃他而去，投入了一个德国雕塑师的怀抱。杰拉德气急败坏，精神错乱中死在冰天雪地的阿尔卑斯山谷中。一具心灵冰冷荒芜的躯体葬在冰谷中，这儿是他最恰当的归宿。
这是一篇感觉与断想式的译书体会，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译者尽管近年来从事劳伦斯作品的专门研究，花费了一定心血，仍感到理解劳伦斯是件困难的事。劳伦斯最反对“理解”二字，而偏爱“感觉”与“体验”。看来读他的作品我们也得少点理性而多点直觉才好。
仅以此拙译就教于广大读者。欢迎对译文的批评。
黑马
1988。7月北京
1993。10月北京
第一章姐妹俩
在贝多弗父亲的房子里，布朗温家两姐妹厄秀拉和戈珍坐在凸肚窗窗台上，一边绣花、绘画，一边聊着。厄秀拉正绣一件色彩鲜艳的东西，戈珍膝盖上放着一块画板在画画儿。
她们默默地绣着、画着，想到什么就说点什么。
“厄秀拉，”戈珍说，“你真想结婚吗？”厄秀拉把刺绣摊在膝上抬起头来，神情平静、若有所思地说：
“我不知道，这要看怎么讲了。”
戈珍有点吃惊地看着姐姐，看了好一会儿。
“这个嘛，”戈珍调侃地说，“一般来说指的就是那回事！但是，你不觉得你应该，嗯，”她有点神色黯然地说，“不应该比现在的处境更好一点吗？”
厄秀拉脸上闪过一片阴影。
“应该，”她说，“不过我没把握。”
戈珍又不说话了，有点不高兴了，她原本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
“你不认为一个人需要结婚的经验吗？”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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