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多儿子当中，最先引起李渊注意的，或者说李渊最先喜欢上的人是二儿子李世民。
李世民，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别馆。起初，忙于个人仕途的李渊对李世民并没有特别的注意。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在雁门关被突厥围困住了，征召各地的军队勤王。李家也要出人参加勤王，李渊就让17岁的二儿子李世民代表李家执行贵族的军事义务。李世民就进入屯卫将军云定兴的军队作战。对于李家这样世代勋贵的人家来说，派其中某个儿子去勤王是件小事。李渊也没太放在心上。谁想这一去，李世民竟然一鸣惊人，大大长了李渊的面子。
事情是这样的：云定兴召集战前军事会议，确定了全军轻装快进，迅速寻找突厥铁骑决战救出皇帝的作战方案。李世民不顾人小言微，主张应该大张旗鼓地稳步进军。他的理由是突厥擅长骑兵突击，这次围困隋炀帝就是采取突击战术，希望打隋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果突厥人看到隋军大张旗鼓而来，会以为是隋军准备妥当，已经失去了打突击战的意义，因而可能主动撤军。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大吹大擂地进军。突厥真的以为隋军主力准备停当，没等接战就主动撤军了。李世民不战而退突厥兵，救驾有功之事，立刻在隋朝官场和贵族圈子中传为了美谈。大家都知道李渊有个擅长谋略的好儿子。
李渊自然是喜出望外，对李世民另眼相看。
李渊自己在隋末的仕途并不通畅。隋炀帝去扬州的时候，命李渊督军在并州一带清剿叛乱，防御突厥。李渊在并州作战直至出任晋阳留守之间，李世民是他唯一带在身边的儿子。长子李建成则带着母亲、弟弟和家人在河东地区居住避祸，为父亲解除后顾之忧。李世民在晋阳期间，参赞军务，招兵买马，是李渊策动晋阳起兵反隋的核心参与者。在决定造反争夺天下后，李渊紧急将李建成、李元吉等儿子都秘密召到晋阳共同起事。毕竟上阵不离父子兵。起兵之初，李渊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都督，统率右三军。这一回，李建成兄弟俩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并且一直延续到最后。李世民因为出色的军事谋划和冲锋陷阵的能力，逐渐成为了李唐阵营的重要战将，常年领兵在外；李建成则一直跟随李渊身边，负责军中行政和后方事务。兄弟两人各尽所长，书写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身不由己（2）
攻克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义宁二年（618年）李世民徙封赵国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可以说，新朝建立后，李渊宣布的继承人选是明确的——那就是李建成。一方面，李建成是嫡长子，是宗法制上的第一继承人；另一方面，李建成经过长期的政治考验，多有功勋，表现出了未来皇帝应有的素质。对于李世民，李渊以高官厚禄和军事实权来补偿，继续让二儿子常年在外征战。李元吉则在家族起兵反隋、大军入关后，留守太原。唐朝建立后的第二年（619年），刘周南侵并州，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守晋阳逃归长安。按律，李元吉要交朝廷严惩。李渊却没有惩处这个小儿子，只是加派军队收复太原了事。事实上，李渊对几个儿子基本上是满意的。儿子们一旦有什么过错，他也不进行实质惩罚，责备几句了事。
李渊可能也觉得自己在处理家庭问题上有点“蔫”。长期的政治斗争使他很少明确、强硬地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李渊认为政治犹如流水，水到渠成。人不一定随波逐流，但抽刀断水也是办不到的。事实上，在李渊的一生中，李渊面临的政治选择余地很小。他已经完全习惯于最后时刻在两三个选择面前作简单的判断了。现实政治给予了这样做的李渊巨大的回报。很自然地，李渊把对政治和决策的理解延伸到了对家庭事务的处理之中。他不仅不会树立威严、强硬的父亲形象，而且觉得在血肉相连的亲人面前也没有必要那么做。
遗憾的是，李家的儿子们不这么想。当李渊猛然清醒，希望履行严父职责的时候，却发现儿子们羽翼已成，管不了了。
权力不见得是多么好的东西。权力能使人产生强烈的权力欲，进而扭曲人性。
李世民即使不是皇子，也会成为一个尾大不掉的权臣。经常出征的李世民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威震天下。唐朝建立后，王朝的势力范围被局限在关中地区。秦王李世民破李轨，平定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杲，将唐王朝疆界拓展到西北方面；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恢复了李元吉丧送的失地。李世民还亲自指挥了虎牢战役，一举翦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军事集团，取得了唐朝统一战争决定性的胜利。毫不夸张地说，李渊的大半个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世民的威望直线上升，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迎接。
李世民奇迹般的成功给李渊出了难题。他只能以更高的官职和特权待遇来补偿李世民的功勋。到武德四年冬十月，李世民已经被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陜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位在诸王之上，太子李建成之下。李渊又下诏特许李世民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微型的朝廷机构。武德八年李世民又兼任了中书令，成为宰辅，集军权、行政权于一身。李世民身边文臣武将聚集，许多地方官员也投入他的门下，形成了庞大的秦王集团。这些人投靠李世民，不是单纯地被李世民的功绩所吸引，而是希望靠着李世民这棵“大树”，实现自己的“进步”。以洛阳为中心，潼关以东地区几乎只听李世民的号令。秦王权势之大，终于引起了李渊的警觉。
到现在，李渊已经犯下了三大错误。第一，他过早地确立了太子，断绝了以继承权的分配来调整诸子矛盾，适应新的权力格局的可能性。第二，他虽然确认了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却又放任李世民四处征伐，掌握越来越大的军权，控制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权。客观上，李渊为自己确立的太子树立了强大的对立面。第三，他一味地以高官实权来补偿李世民，希望能平衡李世民的心理落差，实现权力结构的稳定。但是李世民志存高远，不断落在自己身上的头衔非但没有平息李世民的不满，相反还激发了他追逐更大权力的决心。可以说，第三点错误是李渊致命的错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身不由己（3）
太子李建成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要保卫自己的地位。
李建成长期经营政治中枢，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构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长安，李建成拥有一支完全听命于东宫太子的军事力量——长林兵；关中地区的文武官员基本被太子网罗在自己周围。因此，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李建成的势力不如弟弟李世民，但在关中局部、在京都长安，李建成完全拥有对李世民的实力优势。在长安的齐王李元吉的势力远比不上大哥李建成，但他和大哥一样对李世民心存妒忌，非常不满。李建成就和李元吉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对付李世民。
尽管兄弟间的猜忌日益加深，但三人间的矛盾是逐渐显现的。在唐王朝统治尚未巩固，天下依旧大乱的时候，兄弟三人基本相安无事。李元吉还参与了李世民在关东地区的征战。
唐朝建立的第五个年头，全国统一战争即将结束。打天下的阶段要过去了，终于到了大家处理内部权力矛盾的时候了。李世民荣耀地进入了京都长安。他那庞大的声望和势力让李建成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长安的大臣们也不是傻瓜。大家看到老皇帝李渊优柔寡断，看到最新的实力对比关系，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大臣们以兄弟矛盾分为两派，互相倾轧。宰相裴寂，大臣王珪、魏征，将领薛万彻等跟随李建成、李元吉一派，此外还有李纲、窦轨、裴矩、郑价果、贺德仁、徐师漠、欧阳询、任璨、唐临、韦挺、唐宪、荣九思、武士逸（武则天的叔父）、裴宣俨、袁朗等人。将“宝”押在李世民一边的有大臣萧瑀、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侯君集、段志玄、王君廓等，此外还有高士廉、柴绍、唐俭、张公谨、刘师立、李孟常、张亮、庞卿挥、樊兴、元仲文、秦行师、封伦、钱九陇、刘弘基、公孙武达、屈突通、杜淹、李安远等人。掌握外地兵权的将领李靖、徐世绩，朝中大臣宇文士及等人则保持中立。
派系之争紧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而出现。
兄弟相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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