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发了几个围堵上来的“正负”导游之后，四个人坐进我的银色中华，车子驶离了火车站前的停车场，朝预订的那家酒店开去。此时整个城市已从一夜的昏睡中清醒过来，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来回穿梭于街头巷尾，很多店铺都在做着开店前的准备，路上的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到处充满了活力热气。
借助后视镜我偷偷观望坐在后排的久美子的父母。母亲回答着久美子的问话，不过是些诸如北京的天气怎样，一夜的火车累不累此类的家常客套；而父亲只是偶尔插插话，大多数的时间则一直盯着窗外看路过的风景。
二人的脸色稍显疲惫，虽然是乘坐卧铺而来，但看来第一次的中国夜班火车之旅还是让他俩有些累，这一夜多半没怎有睡好。
不一会儿便到了酒店，我替二人办理了入住手续，他俩只睡一个晚上，明天就会乘飞机回日本。久美子曾劝他俩多呆一天，何必这么着急，也可以带他俩到处好好地转转。可是久美子的父亲工作比较忙，这一趟出来虽然用的是年假，但还是放不下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计划；再说这一次就是过来看看久美子在这边的生活情况以及我和我的家庭，旅游观光有北京也就够了，多呆几天也是一样。
“要不……”
我本来想说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有些累了，而且现在时间也早，不如你们先在宾馆休息两个小时，洗个澡舒坦舒坦，然后我们再按计划去久美子就读的大学转转。
可还没开口，我就被称谓问题困扰到了。“叔叔”“阿姨”这一称呼像我和久美子这种情况好像不太合适，再者说日本人的习惯也不是这么叫；现在就改口叫“爸”“妈”？也有些不合适，也许日本人更没有这个习惯，第一次见面就强行地甜蜜地称对方为“爸”，我感觉得有些过早，也不合适；那么就按普通日本人的普遍习惯，在姓氏后加“桑”？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久美子一家三口都是一个姓，三个人都在场的时候，这么称呼起来也有些小小的尴尬，分不清是在与谁说话。
我左思右想之下，决定干脆什么都不叫，直接说事。
“要不先休息一下，洗个澡，然后再去久美子的学校也不迟。”
我的观察力还算不错，经久美子在一旁的确认和鼓励，二人同意了我的提议，也很直率地表示一夜的列车颠簸，即使躺在床铺上，身体上还真是累了；再加上事前还在北京玩了两天，赶场子的转景点对体力也是很大的消耗。我说两个小时后我和久美子在大堂等候，期间如果有什么事情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保证随叫随到。
晚宴的主角既不是我，也不是久美子，好像也不是久美子的父母，而是我的父亲，俺那个兴奋幸福的不知咋好了的爹。
经过两个小时的休息调整后，二人的精神明显好了不少，准时出现在酒店大堂。我们先来到了久美子就读的大学。留学生宿舍楼，学校正门，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前一一都合影留念，合影时自然也带上了我。从见面到现在，久美子的父母看来对我的印象还不错，说话时也都是笑眯眯的，尤其她的母亲，都有些过分的客气。不知是我的玉树临风征服了他俩，还是我身上这件幸运的粉色衬衣起了作用。
我们之间的对话也逐渐多了起来。虽然我的日语还有很多的不足，但基本的沟通还是不怎么费事。一见面久美子的父母就夸我的日语说得好，开始我还认为是奉承之词，现在倒也接受得理所当然了。这人哪，关系一拉近了，唠起嗑来就随便多了，心情也放松不少。
二人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是比较冲击性的，震撼性的，就像当初久美子第一次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一样，充满了许多惊奇和新鲜，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午饭是在大学附近的那家久美子经常光临的小饭店吃的。说真话，我有些不放心，害怕他俩的肚子不皮实，吃完后要遭罪。倒不是说小饭店就一定脏，只是这初来乍到的日本人的肠胃适应起这比较油腻的中国菜来还是有些困难，这家专门供身体壮实敢乱来的大学生们聚餐的小饭店，对于久美子的父母来说实在是不大不小的考验。
不过久美子的父母倒没有显示出过多的担心，而且表示一定要尝尝平时自己的女儿都吃些什么，是个啥滋味。别说，炝土豆丝，凉拌黄瓜金针蘑，鱼香肉丝，吃得二人十分过瘾，表示味道一点儿不比在北京吃的烤鸭差，再喝上一杯冰镇啤酒，在这炎炎夏日里不知有多惬意多舒服。
“来！干杯！”
久美子的父亲来中国后学会的第三个词就是“干杯”，而且由于得到了我父亲的醉醺醺的亲传，所以发音特别够味，很有几分久经酒场的气势。
久美子的父亲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凡是第一次上中国人的酒桌都不太善于拒绝，推辞也不会，何况还是今晚这种状况。事先我不知交待了多少遍，让父亲喝酒时一定注意以下几点：一，不准举杯就干；二，不准强制人家干；三，轻易不要劝酒；四，久美子的父亲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可是我发现任何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检证，绝对来不得半点马虎，尤其碰到了我父亲和她父亲这种情况。
语言不通，基本无法沟通。我这半瓶子的日语水平，夹杂在其中充当翻译，一般的话倒是够，但速度太慢；日语是久美子的母语这没的说，可是我父亲有些浓重的口音让她听起来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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